烩代表什么生肖动物

猪年道吉祥:说说生肖平等,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汉文悍武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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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中国生肖学的说法,十二生肖的排序依次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这是用12种人们喜欢的动物形象分别去代表某一个年份,并认为不同年份的人会和这种动物的属性相通。而这十二种生肖动物在品性上是互补的,比如生肖鼠精明,生肖牛勤劳,精明和勤劳是互补的;狗对主人忠实,而生肖猪的人对自己忠实,不让自己吃亏,这一对也是互补的。(图片来自东方IC)

这十二生肖构成十二年份的一个循环。我们强调不能把它单独分开,单独分开就割裂了十二生肖的内在联系,是没有意义的。生肖文化无所不在,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比如说,每一种生肖在社会资源的分配和获得上并不是一样的,这就造成了不平等。曾经圆明园里有12生肖的铜像,被八国联军掳了去,至今没有全部归还,说明那时候西方人对中国十二生肖的文化是排斥的。(图片来自东方IC)

生肖文化和中国人的饮食文化、民以食为天的理念及孔子说的“烩不厌精”实际上同源相通的,说明人在社会中活跃性的来源。不过,把十二生肖和人的运势联系在一起,不要说这本身就不是非常科学,而且每个生肖对这种生肖的人并不一定就是他本人喜欢的,与他本人贴切、协调。人们默许某一生肖,往往也只是求一个吉利,并不是要剥夺他的选择权,或决定谁的命运。过犹不及就不好了。(图片来自东方IC)

中国人崇拜的生肖是龙,龙居十二生肖之第五。龙这种动物在现实生活当中并不存在,具有很高的虚拟性。据说龙是由四种动物合成的,所以他代表个体的人或群体的思想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也可以说,龙的生肖形象汇聚了我大汉民族的想象力,我们需要靠他来凝聚这个民族。(图片来自东方IC)

问题也就出现在这里,没有任何一种生肖的人能够仅仅靠虚拟的想象来生存和生活,所以龙这个生肖对任何个人都不太适合。它代表了一种依靠想像和思维而得到的能力,腾云驾雾、一飞冲天,还有力量战胜那些邪恶的势力。这寓意本身是好的。但是,谁保证每一个生肖龙的人或群体都有时间精力去实践虚构、想象吗?!(图片来自东方IC)

运势好的生肖,往往在人的面前大有光彩、人人追捧。运势不好的生肖,就只有躲在角落里,自己想办法消灾避祸。可是谁决定你这个生肖人的运势呢?——就是那些俗称算命先生的人,他们决定你这个生肖的命运水平,这其中包含了迷信和生肖不平等的因素。如果我是算命先生,如果我家里有什么生肖的人,或者谁给我钱多,我肯定说这生肖好、帮你消灾免祸,别的我就不奉承。这适合不?(图片来自东方IC)

以往我们说西方的学术观念进入中国比较困难,就是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以生肖文化为核心的,国人认为十二生肖的运势对个人和社会产生重大作用,而西方人奉行人人平等的权利观念。如果我们换一个意思,说十二生肖是平等的,那么它就和法律观念上人人权利平等的意思是相同的,这一来中西文化就不存在冲突了。(图片来自东方IC)

如果把国家和民族的运势与十二生肖的运势联系在一起,其结果一方面可能造成过度依赖和摊派,另一方面是促成不择手段的权力运作,或者过度崇拜。这是极不科学的。同时,这也可能给另一些生肖的人带来压力和负面、不良的影响,也就是说:有人甩锅必有人顶锅。不管咋说,还是祝四海之内的兄弟朋友们合家欢乐、猪年大发、吉祥如意!(图片来自东方IC)

十二生肖的民间形象是非常丰富的,包括插图、剪纸、说书、人物评传、邮票、年画,还有做成的各种生肖塑像、饰品、吉祥物,都是讨人喜欢的。作为民俗文化,人们对十二生肖喜见乐闻;但是,如果把它意识形态化,把生肖变成国家生肖、人生运势、国家大事,这一挂钩味道就突然变了。这一点大家还是要审慎、注意的。谢谢大家!(图片来自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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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芳思在家中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专访。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桂涛摄

在英国,吴芳思(Frances Wood)是知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她曾在大英图书馆中文部工作近40年,负责保管、整理中国典藏,其中最珍贵的莫过于那1.4万件敦煌经卷,这大概是全世界所有敦煌经卷数量的三分之一。这个年近70岁的老太太因此也被人称为英国“掌管中国历史的人”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桂涛

吴芳思的家很好找,门前有一小片竹林,门头挂着一条红纸做的游龙——这在伦敦市中心的富人区伊斯灵顿显得颇有些特立独行。

竹子是林语堂的女儿住在伦敦时从家里拿来的,龙是吴芳思儿子的属相。69岁的吴芳思延续着她和中国40多年的缘分。

在英国,吴芳思是知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她曾在大英图书馆中文部工作近40年,负责保管、整理中国典藏,其中最珍贵的莫过于那1.4万件敦煌经卷,这大概是全世界所有敦煌经卷数量的三分之一。这个年近70岁的老太太因此也被人称为英国“掌管中国历史的人”。

“挑战者”吴芳思

她怀疑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真实性,质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认为孔子在礼仪方面太挑剔,反对“有组织的宗教”,从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退休后第一天就炮轰图书馆过于商业化、官僚化

退休后的吴芳思独居,她的家比想象的要“寒酸”。沙发、桌椅都旧了,厨房里杂物堆得满满的,小客厅四壁全是书,白天不开灯就显得昏暗压抑。

她喜欢猫,书架上除了各种木头玩具外,还摆着好几只从中国买回来的瓷猫。采访中,一只常来她家的猫也按时到访。吴芳思摸着它的脑袋,介绍这只被她用邻居家小男孩的名字命名的流浪猫。

在英国学术界,吴芳思显得有些“另类”,是个不折不扣的“挑战者”:

她怀疑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真实性,认为中国第一个皇帝的贡献被大大低估;她质疑宣称自己在中国生活17年的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一个证据是《马可·波罗游记》中并没有提到喝茶、筷子、缠足和长城等事物;她坦言自己不喜欢孔子,认为这位儒教的圣人在礼仪方面太挑剔;她反对“有组织的宗教”,认为宗教仇恨与隔阂是西方历史上无数重大冲突的源头;她曾担任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是图书馆任职时间最长、位阶最高的职员之一,但却在退休后的第一天,就在媒体上炮轰图书馆过于商业化、官僚化。吴芳思一直在呼吁人们对那些习以为常的说法、理论再看看、再想想。

“用‘挑战者’这个词形容我似乎有点重了。”吴芳思说,“但我确实是希望人们不要害怕对历史和现实问题重新思考,他们不一定非要同意我的观点,但我希望他们可以重新审视他们自己的观点。”

近两个小时的采访,吴芳思给人的感觉是,爱扮鬼脸,有点调皮,语速很快,句句斩钉截铁,总让人觉得,她的内心还是个小姑娘。追溯她的众多“挑战”行为,也许正来源于当年那个爱瞒着老师、往口袋里藏东西的小姑娘。

幼儿园时的吴芳思总是在午餐时偷偷把不爱吃的羊肝藏在口袋里,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是在“安安静静地反抗老师”。后来稍大一些,别的小姑娘在学校都选择学吹笛子,吴芳思却选了少有人选的双簧。“当你的选择和别人不同时,你就得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这也许也为她之后选择学当时少有人学的中文埋下了伏笔。

爱读书,是“终极热情”

“中国人对英国文学的了解比英国人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要多得多。”吴芳思觉得,自己有责任把中国文学介绍给英国人

吴芳思从小爱读书,这和她后来展现出的语言天赋一样,都是受父母的影响。她父亲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的专业是中世纪法语《圣经》研究,毕业后以法语专家的身份进入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工作,是编排图书目录的好手;母亲是个中学法语老师,“喜欢干活儿,整天闲不下来”。

在吴芳思的记忆里,父亲很聪明,常有人跟不上他敏捷的思维。他是个坚定的无宗教信仰者,这导致吴芳思后来对宗教也没有特别的热爱。她认为“有组织的宗教”会让人变得盲目、让人行为受限、会导致宗教仇恨与杀戮,这一观点也许正是发端于此。后来吴芳思在大英图书馆保管中国佛教经卷时,曾和一个日本老师学习打坐冥想,但也没有成功,因为她“没办法什么也不想”。

吴芳思认为,有些中国人虽然信仰宗教,但不墨守成规、不教条。“中国人说,在办公室里是儒教,退休后是道教,这就是不束缚于某种‘有组织的宗教’。”她说。

吴芳思从小数学不好,也不喜欢体育,只是爱读书,说那是她的“终极热情”。她记忆里,11岁以前常去家附近伦敦海格特的一家旧书店淘书、买书,回家看完了,就再卖给书店,买更多的书。

吴芳思说,回想起来,父母在各个年龄段将“正确的书”推荐给了她。十几岁时,她爱读英国作家高斯的《父与子》,会去伦敦书展上找童书作家安东尼·巴克里奇签名。甚至直到现在,她还喜欢读巴克里奇的书。

对书的热爱影响到了吴芳思后来的择业。大学毕业后,她本想进博物馆,“天天和器物相处”,但后来大英图书馆邀请她去,她欣然接受:“大英图书馆里有那么多古书旧书,所以也可以算博物馆吧。”

直到今天,吴芳思丝毫不隐藏她对书的喜爱。每当提到她写过的书,她都会起身去书房拿来,赠送给来访者。吴芳思退休后仍笔耕不辍,“甚至比上班时还忙”。

她即将在英国出版的就是一本名为《中国那些伟大的书》的“书之书”。在此书中,她将向西方读者介绍60本她眼中的中国好书:《诗经》《浮生六记》《小二黑结婚》《毛主席语录》《干校六记》……

吴芳思觉得,中国人对英国文学的了解比英国人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要多得多。她记得一次在上海坐出租车时,司机在读《福尔摩斯》,“看了又看,书都翻烂了”。吴芳思觉得,自己有责任把中国文学介绍给英国人。

学中文,“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上世纪60年代末,正是“衰落”“英国病”“冷战”等主题充斥英国大学校园,大学生们都在忙着参加游行示威,而学中文的吴芳思整天学习发音、词汇、语法

回想自己的一生,吴芳思说,也许她做得最“有挑战性”的事就是选择学中文,这个“决定一生的命运”的选择,也始终让她感到庆幸。

因为父母的影响,吴芳思从小就掌握了法语和西班牙语,她在上中学时想选择一门“越难越好、越不同越好”的外语,并最终有些“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中文,并一直坚持到了大学。

当时的英国,开设中文课程的大学只有牛津、剑桥等4所,牛津只有两名中文老师,吴芳思因此选择进入剑桥。“学中文学得非常努力,整天都在学。”吴芳思回忆大学的生活。

上世纪60年代末,正是“衰落”“英国病”“冷战”等主题充斥英国大学校园,大学生们都在忙着参加游行示威,而学中文的吴芳思整天学习发音、词汇、语法,根本没时间顾这些。

偶尔闲暇,吴芳思喜欢给她的室友烧饭,常常搞些创新,比如试试中东菜,用羊肉丸子烩虾仁,用植物染料给米饭染色。她喜欢研究中国考古,爱抚摸中国的小陶器,摹画上面的花纹。她的大学论文题目是《从商代以前的陶器看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关系》。

当时的剑桥是英国汉学家的大本营之一,吴芳思沉浸在浓浓的学术氛围中。她记得,那些给她上过课的汉学家各有特色:后来《剑桥中国秦汉史》主编、英国人鲁惟一喜欢感叹“现在的年轻人不学希腊语”;荷兰人龙彼得非常不喜欢学生在论文中使用太多“某某主义”这样的大词;还有从牛津赶来给他们开系列讲座的《红楼梦》译者大卫·霍克斯,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让吴芳思到现在也常常玩味:“研究中国,难就难在要区分真实历史与虚构故事,因为常常‘历史讲成了故事,故事写成了历史’”。

在北京练习手榴弹

“当时长安街半夜还有羊群走过;人们的收入相差无几,几乎没什么贫富差距”,40年后回想在中国“文革”时的经历,头发花白的吴芳思更多的是强调,当时所见所闻让她进一步确定了自己对中国的热爱

吴芳思曾两次到访文革中的中国,这两段特殊时期的特殊经历更让她对真实的中国与中国人理解更深。

第一次是1971年,祖母去世后给大学刚毕业的吴芳思留下250镑。她因为有这笔钱,再加上会说中文,于是被允许参加了文革开始后到中国的第一批英国“革命青年代表团”,和“一些非常‘左’的英国学生”同行,在中国待了一个月。

在中国,代表团没有去参观名胜古迹或博物馆,而是去了刚刚修好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和让中国人骄傲的拖拉机制造厂,去公社采访赤脚医生。因为对建筑感兴趣,吴芳思还在一个村子和木匠聊了很久,研究他们的工具和技法。

吴芳思回忆:“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文革的存在。”她认同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用“还好”来描述那时的中国。吴芳思后来写道:“能在乡村道路上漫步,看一看长在碧绿稻田里的青翠荷叶、骑在水牛背上的牧童、呱呱叫的鸭子、仿佛从中国画里走出来的穿蓑衣的老农,也不失为一桩乐事。”

吴芳思再去中国已是1975年。文革期间,中国与外界交流很少,当时学习中文好比是学一门“死语言”。为了到中国练中文,吴芳思和其他8个英国学生一同参加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留学交换项目,在北京大学学习一年。作为交换生来到英国的中国留学生以“学英语、闹革命”为使命,却见到了和描述中大相径庭的英国。而28岁的吴芳思则发现,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让她进一步确定了自己对中国的热爱。

那时的生活条件仍然艰苦。“洗澡只有一个淋浴头,还得和20个朝鲜女学生合用。”但在吴芳思眼中,北京与中国和她上次到这里时见到的一样,还是有一层挥之不去的浪漫色彩。她喜欢中国人对不同颜色的命名——“绯红”“杏黄”“酱紫”,喜欢中国人把猫头鹰称为“猫头鹰”,这些命名在她看来,简直是“好到难以置信的描述”。

在文革末期的北京,吴芳思发现大街上已经没有什么冲突了,但“树上的喇叭里不时传来政治宣传,这种宣传只有在播放又一位老革命家逝世的消息时才会中断。”但吴芳思隐约感到,“似乎会要有改变”。

吴芳思在回英国后所著的《在北京练习手榴弹:我在文革中》一书中写道,自己和同班的中国学生一样,有半年时间在工厂里,跟制造火车头的工人们在一起;或在农田里,向农民学习如何捆白菜、挖防空洞;在泥水里,学习如何插秧……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教室里度过的:每个星期六上午,有两个小时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必修课;体育课上,要练太极剑、推铅球和手榴弹投弹训练……

40年后回想在中国的那段经历,头发已经花白的吴芳思除了讲述那场政治运动外,更多的是强调她对北京的喜爱:当时长安街半夜还有羊群走过……

守护敦煌经卷

“有时候,你轻轻抖动这些纸页,听到那迷人的声响,就像是听见历史的声音。”吴芳思在大英图书馆最主要的工作是带领她的团队完成了这7000份完整经卷和7000份残卷的整理、归档及部分电子化

就在吴芳思离开中国后一年,她所预感到的“改变”终于来了。文革结束,这给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专家去西方研究机构学习的机会,回到大英图书馆工作的吴芳思也继续有机会和中国人接触。

那时,大英图书馆已经开始了对敦煌经卷的研究。100多年前,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莫高窟用14块马蹄银换走了这批在洞窟密室中偶然发现的经卷,从此它们就成了大英图书馆里的珍宝。经卷记述的内容从前秦到南宋,涉及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极为珍贵。国学大师陈寅恪曾感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谈到敦煌经卷,吴芳思的话明显多了起来。她总说自己很幸运,能在过去几十年里天天守护这些宝贝。吴芳思在大英图书馆最主要的工作是带领她的团队完成了这7000份完整经卷和7000份残卷的整理、归档及部分电子化,这让她很自豪。

“打开它们需要极其小心。”吴芳思说,“有时候,你轻轻抖动这些纸页,听到那迷人的声响,就像是听见历史的声音。”

吴芳思向来对纸张很着迷。她管理的图书馆藏品中就有世界上现存最早有纪年的雕版印刷书籍、1100多岁的《金刚经》以及1634年印制的《十竹斋书画谱》等珍品。敦煌经卷中,最早的纸张诞生于约公元400年,那之后1000多年,欧洲人才造出第一张纸。

敦煌经卷中,除佛经外,还有税单、合约等文件,通过它们,吴芳思看到中国一千多年前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让她对敦煌这个位于丝绸之路南北路分界点、将这条东方贸易之路推向辉煌的重要城市一往情深。

吴芳思在她的《丝绸之路:亚洲中心的两千年》一书中,详尽描绘了丝绸之路5000年来的兴衰,追溯这条西方人笔下浪漫又危险的道路。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人就对丝绸之路有极大的兴趣,路的那头就是神秘的中国,那是茶叶与丝绸的故乡,散发着浓郁的异域气息。

“理解与共情让你成为半个中国人”

吴芳思主动谈到经卷的归还问题,表示如果能保证这些经卷能得到悉心保护并向所有人开放,她自己不会舍不得归还。“我为拥有过保管它们的特权感到自豪,但如果一个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觉得这些经卷只属于他自己,这是件危险的事”

吴芳思认为,即使是在朝发夕至的今天,“去中国”在一些西方人的心目中还是一项成就与壮举,“就像他们去的是月球”。中国独特、遥远、浪漫,与西方如此不同,一方面吸引人,另一方面又显得无法穿透。“今天,我也不认为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与过去相比进步很多。”吴芳思说。

她反感那些仅仅因为两国意识形态不同就盲目指责中国人权问题的英国人,认为他们应该想想北爱尔兰那些年不停发生的爆炸,看看自己的人权状况如何;她鼓励西方人不要因为汉字是非拉丁字母文字就先入为主地认为中文难学,她认为学者更应通过学习汉语了解中国。

吴芳思曾邀请多位中国敦煌学专家来英国共同研究敦煌经卷,并负责他们的饮食起居,对他们关怀备至。她说,当年斯坦因去敦煌时,他的助手就是一个识字、但不懂佛经的中国官员,正是他与不认识汉字、但却多少知道一些佛经词句的斯坦因合作,才让敦煌经卷得以重见天日。

“某种意义上说,从发现敦煌经卷时起,中国人就在与外国人合作吧。”吴芳思说。她同意把斯坦因称为“强盗”,只不过是一个“愿意和其他人分享这些经卷的强盗”。

吴芳思主动谈到经卷的归还问题,表示如果能保证这些经卷能得到悉心保护并向所有人开放,她自己不会舍不得归还。“我为拥有过保管它们的特权感到自豪,但如果一个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觉得这些经卷只属于他自己,这是件危险的事。”

在那本《中国的魅力:趋之若鹜的西方作家与收藏家》中,吴芳思挑选出大量关于中国的精彩记述,用西方人的小说、回忆录、随笔等追寻了那些和她自己一样,“仿佛是中国造就”的西方人:探险家赫定和斯坦因、作家毛姆和安·布里奇、艺术鉴赏家阿克逊和韦尔奇、记者弗莱明……

吴芳思说过:“理解与共情让你成为半个中国人。”当被问到她是否已经是半个中国人的时候,吴芳思说:“可能不到半个吧,我还应该学更多的中文。”但过了一会儿,在英国“脱欧”公投中选择“留欧”的她又调皮地补充道:“但‘脱欧’后,我又算多少英国人呢?”

烩代表什么生肖动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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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记者 苏定伟

风云激荡的30年,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创造者、参与者、见证者。风云激荡的30年,南充涌现出怎样的典型故事?喷涌出怎样的产业浪潮?有哪些人感动了这座城?今天,封面新闻为你带来仪陇剪纸第四代传人何小锵的故事。

一把剪刀一张纸,一双巧手剪出世间百态。逢年过节抑或新婚喜庆,人们把美丽鲜艳的剪纸贴在雪白的窗纸或明亮的玻璃窗上、墙上、门上、灯笼上,节日的气氛便被渲染得非常浓郁喜庆。

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仪陇剪纸,不同于北方剪纸的“天真深厚”,也有别于南方剪纸的“玲珑剔透”。它不像北方剪纸大刀阔斧,也不同于南方剪纸的精雕细刻,而是粗中见细,细中见粗,形成了“丰满、精巧、秀雅、淳正”的独特风格。

剪纸技艺代代相传,53岁何小锵的背后,有哪些技艺传承的故事?

历史悠久:

至今已是仪陇剪纸第四代传人

剪纸,一项古老的民间艺术,唐代剪纸已处于大发展时期,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以剪纸为职业的行业艺人。明清时期,剪纸手工艺术走向成熟,达到鼎盛。灯彩上的花饰,扇面上的纹饰,刺绣的花样等,无一不是利用剪纸作为装饰成再加工的。剪纸艺术虽然来自于民间,但到清代已经成为全民性的艺术,就连当时的皇亲国戚也都离不开剪纸。

剪纸以剪、刻等技法为主,载体包括纸张、皮革,甚至树皮等,图案样式丰富多变,因材料易得、适用性广,剪纸艺术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据《仪陇县志》载,早在民国初期,剪纸就已进入了市场,剪纸职业艺人林世植的作品,“丰满、精巧、秀雅,畅销顺庆府属各县”。“我祖婆就是一位农村的能工巧匠,十二三岁就会用剪刀剪窗花、鞋样和肚兜。” 何小锵的爷爷是个小裁缝,衣服上需要点缀,常常自己动手剪出各色图案。父亲何作霖耳濡目染,喜欢美术和书法,扎根农村,收集到许多弥足珍贵的民间剪纸作品。20世纪80年代,何作霖便以民间剪纸为载体的藏书票享誉中外,近十年来,他又独辟蹊径,研究出了一种民间剪纸中的特殊艺术形成“火烩剪纸”,将剪纸与书法融合,开辟剪纸创作新领域。

一分钱的艺术

看似简单却“难精”

深受父亲熏陶,何小锵从小就对剪纸产生了浓厚兴趣。小时候,父亲剪纸,兄妹几个就围坐在桌边仔细观察。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何小锵将剪刀和纸作为玩具,在边学边玩中得到启蒙。父亲看何小锵真心喜欢剪纸, 便开始教他一些简单的技艺, 一剪一刻就是几十年。

参加工作后, 何小锵仍然没有放弃剪纸,下班回家后,一有空就会拿起剪刀, 剪一些自己喜欢的作品。每天要花上几个小时反复提升自己的技术,有时,还为了赶一个满意的作品,通宵达旦地创作。

何小锵将自己热爱的剪纸艺术作为职业,到仪陇县文化馆工作,坚守这门古老的传统艺术。因为职业关系,何小锵经常故意观察身边的人和事,遇到新奇的事物, 就会习惯性地构思,看到手中的一张纸被剪成人物、花木,都会陶醉其中。艺术是一门“易学” 的民间艺术,何小锵说,剪纸是“一分钱的艺术”,成本低,简单易学却“难精”,要勤学苦练,没有捷径可走。

发扬光大:

仪陇剪纸三次荣登“国榜”

因为剪纸,仪陇县已经三次荣获“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仪陇县修建了剪纸博物馆,集展览、传承、体验为一体,免费面向社会开放,年接待游客两万余人次。馆内共收藏作品600件,作品主要来源于何作霖的捐赠,时间跨度近300年,这些作品有清代剪纸花样、有肖像剪纸题材、书法剪纸题材、藏书票题材、火绘剪纸题材。

何小锵刀下的剪纸作品,构图饱满、造型质朴、形神兼备、风格鲜明、生动有趣、剪工精细,画面以对称与均衡、夸张和变形,装饰性的构图,作品在传统剪纸的基础上,吸收了现代艺术的表达方式,相互渗透结合。作品具有强烈的民族和时代特色,表现出一种奔腾进取的民族精神。小锵剪纸,天人合一,物我交融,阴阳开合,多元一体。多次获得国家级大奖,代表作有《生肖轮回图》《生命图腾系列一百例》《巴山赶场天》《空巢老人》等。

父亲已经85岁高年龄,再难以执剪。何小锵在身体力行,继续传承这门技艺,在剪纸博物馆开班教学,每周都要到南充高中为同学们传授剪纸,深入到各类学校、社区、农村等开展剪纸艺术宣传教学,带动了更多的人从事剪纸事业发展。

为了做好学生素质拓展课程安排,学校将剪纸作为一门特色课程,安排专业老师专门指导教学。仪陇县在各中小学校进行建制性的剪纸艺术教育,剪纸艺术教育从娃娃抓起,助推“三乡文化”(书法、篆刻、剪纸)的发展与传承。

仪陇剪纸多次参加全国乃至世界性的比赛大展,“中国风俗画大赛”、“当代农民剪纸联展”、“中美日国际少儿展”;“黑龙江剪纸艺术节”获金奖;“第五届中国艺术节”获金奖。代表中国参加了“美国北加州旧金山璀璨中华文化节”活动,传播了中华文化;参加中央电视台6频道“脱贫攻坚战——星光行动”活动,在鸟巢为全国人民展示了仪陇剪纸艺术;参加了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激荡三十年致敬南充人”南充城市发展影响力暨产业领军人物大型报道由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中共南充市委宣传部指导,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主办、蓝城南充桃李春风项目独家支持,报道正在进行,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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