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的言字旁代表什么生肖

男儿称意得如此 骏马长鸣北风起——岑参的诗与人生,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光明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诸的言字旁代表什么生肖1

作者：徐佳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意画戴敦邦作

不同于南朝宫体诗歌的靡靡之音，唐诗从诞生的那一刻便充满了雄浑的阳刚之气，这在唐代大量涌现的边塞诗中体现尤甚。从军边塞，驰骋沙场，建功立业，报效国家，是很多唐代文人的人生理想。写下“男儿称意得如此，骏马长鸣北风起”的岑参，便是其中的一位，他那些脍炙人口的诗篇，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边塞诗的绝唱，也为大唐盛世留下珍贵的速写。

一

在岑参35岁之前，安西、北庭对他来说只是两个遥远荒凉的极边之地。他的眼里只有长安和洛阳。这两座伟大帝都才是他的理想国，只有在那里他才有机会恢复祖先的荣耀。

岑参的远祖是东汉开国名将岑彭，追随光武帝刘秀荡平天下，官拜征南大将军，爵封舞阴侯，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当然，这只是缥缈不可寻的遥远祖先。真正让岑氏家族兴旺起来的，是他的曾祖父岑文本。

岑文本入唐之后，屡上谏言，深受唐太宗信任，称其“弘厚忠谨，吾亲之信之”，安排他参赞军机、掌管机要，累迁中书令，相当于宰相之职，最后随驾征讨高句丽，累死途中，陪葬昭陵。《旧唐书》对岑文本的评价是八个字，“文倾江海，忠贯雪霜”。

随后，他的侄子岑长倩将岑氏家族的权势推向巅峰。岑长倩由岑文本抚养成人，踏入仕途后，逐渐升迁为兵部侍郎，在征讨反对武则天的李唐诸王的战争中立功。天授元年，武则天改唐为周，岑长倩担任右相，进封邓国公，次年，又被授予辅国大将军的称号。在武周朝廷的排序上，仅次于武则天的侄子、左相、魏王武承嗣。后因反对册立武承嗣为太子而得罪了武则天，在酷吏来俊臣的亲自操刀下，岑长倩成了谋反作乱的乱臣贼子，被当众斩首，他的五个儿子也一并被罗织诛杀，就连岑家祖坟也被挖掘。

岑氏家族遭遇了灭顶之灾。等到20年之后，李旦即位，或许是感念岑长倩的恩德，将长倩的侄子陕州刺史岑羲召回，再度出任宰相，成就了岑家“一门三相”的荣耀。可惜，这只是回光返照。不久之后，岑羲就重蹈叔父的覆辙，被卷入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的政治斗争，被李隆基的士兵斩首于皇宫之中。

岑家随即被再度抄家，许多族人被流放。

岑参写了一篇《感旧赋》，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当是时也，逼侧崩波，苍黄反覆。去乡离土，隳宗破族。云雨流离，江山放逐。愁见苍梧之云，泣尽湘潭之竹。或投于黑齿之野，或窜于文身之俗。”

这一年是713年，大唐开元元年，帝国的伟大盛世拉开了帷幕。岑氏家族的荣耀，却已然谢幕。

二

5年之后，岑参出生了。

他出生的地方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仙州，位于今天的河南叶县，根据《元和郡县志》的记载，叶县在开元三年改名仙州，原因在于东汉一个名叫王桥的人在这里做县令，后得道成仙，经常驾着两只野雁飞往洛阳朝见天子。唐朝皇帝自称是太上老君李耳的后代，普遍对道教格外尊崇，因此取了“仙州”这样充满道教色彩的名字。当时岑参的父亲岑植正在仙州做官，算是岑氏家族的劫后余生，然而没过几年，岑植便亡故了，岑参及两个兄弟与母亲相依为命，漂泊了很多地方。

开元十七年（729年）的夏天，岑参跟着母亲辗转到达嵩山，在山的南麓，找到祖先遗留下的一处草堂，过上了隐居读书的生活。

唐代的隐士与前代有所不同。其一，隐居之地不同，前代隐士往往隐于山野乡村，比如诸葛亮躬耕隆中，陶渊明栖身柴桑，多非名山大川，南北朝时隐逸之士往往居于庐山，也是远离朝廷之地，而唐朝隐士多居于终南山、嵩山，原因很简单，终南山靠近西京长安，嵩山毗邻东都洛阳；其二，前代隐士往往不接世事，泛舟江湖，唐代隐士却常常出入于权贵之门，上至帝后公主，下至刺史县令，多是倾心接纳，甚至参与机要之事，等到岑参隐居嵩山的时代，嵩山已经超越终南山，成为唐代隐士趋之若鹜之地，这主要是因为高宗、武后两位“圣人”更喜欢洛阳的缘故，他们常常住在洛阳宫中，一住便是大半年。达官贵人纷纷从长安来到洛阳，在嵩山建造了大量的别墅，在此避暑，宴饮，狩猎，游玩，嵩山的隐士们也得此地利，出入权贵之门更为便利，踏上终南捷径也更为方便。“终南捷径”这个词也是唐朝隐士发明的。

大诗人王维也在嵩山隐居过，写下了大量诗篇，如《归嵩山作》：

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

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

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

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

岑参选择在嵩山安家，究竟是生活所迫，还是也想踏上终南捷径，抑或真的试图修道，已不可考。从他这一阶段留下的诗作来看，他表达的更多是修道的想法。他甚至还发誓自己要坚定道心，“况本无宦情，誓将依道风”（《自潘陵尖还少室居止，秋夕凭眺》）。

不过，这时的少年岑参，已经初现豪迈之气，比如“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巩北秋兴寄崔明允》）

古诗是含蓄的，人类的心境和情绪是复杂的。或许，岑参的心中既有孤独寂寥又有清高自赏，还有自命不凡的期许。在山中岁月里，他发奋读书练习写文章，与山里面的士人、僧侣结交，诗中也偶然吐露心绪。比如在一首长诗的末尾，他写下：“尚平今何在，此意谁与论？伫立云去尽，苍苍月开园。”（《缑山西峰草堂作》）一个少年能够感受到这种极致孤独，进而体悟到人类与自然的交融与迷离，是难能可贵的。

三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岑参二十岁，终于走出嵩山，奔着不远处的洛阳城走去，只为“献书阙下”。

献书阙下，顾名思义，就是把自己的文章著作献给皇帝，这是唐代士人常有的行径。如果隐居是博取声名的“文火”，需要长达数年的积累，那么献书则是冒险一击的“武火”，需要孤注一掷的果敢。

开风气之先者，竟是则天武后。垂拱元年（685年）的春天，武则天下令“铸铜为匦”，匦就是箱子，从此开启了唐朝的投匦制度。四个大铜箱立于帝都，分别被命名为“延恩”“招谏”“伸冤”“通玄”，其中那个名叫“延恩”的铜箱，专门供“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资治通鉴》）。对于投匦之人，没有身份限制，即使是布衣，也可径赴长安，写书投之，也被称为“献书阙下”。

这就是大唐，从来不讳言求官。对于士人而言，“学而优则仕”是孔夫子留下的光荣传统。人类的所有才华都是不应该被淹没的。做官是士人合理的欲望，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终究是要靠做官，才能不负平生所学。

中唐时期，韩愈曾劝说一位穷困潦倒的朋友献书阙下：“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触。奈何君独抱奇材，手把锄犁饿空谷。当今天子急贤良,匦函朝出开明光。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赠唐衢》）他把朋友比作老虎和牛，这两种动物都是善于搏斗的。

“献书阙下”就是一场搏斗。

岑参为什么选择了出山搏斗？

他似乎没有在诗作和文章中坦白自己的心迹，只是在《感旧赋》中开头追忆道：“参，相门子。五岁读书，九岁属文，十五隐于嵩阳，二十献书阙下。尝自谓曰：云霄坐致，青紫俯拾。”

开篇四个字“参，相门子”，或许就是他为何选择出山搏斗的答案吧。“一门三相”的家族荣耀历史，让他背负了天然的心理压力。他从5岁便开始读书，读了整整15年，在辗转漂泊的旅途中，在寂寥幽深的高山中，忍受了常人难以忍耐的孤独。岑参从钟鸣鼎食的宰相之家，坠入罪臣亲属之家，是从山峰之巅坠落到深渊。从某种意义上讲，幼年和少年的岑参并不是为自己而活的，他的身上背负着复兴家族的艰巨使命。

士大夫家庭的子弟，早在南北朝《颜氏家训》里便已被要求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为人生目的。岑参当然也不例外。一个生气勃勃的少年人，隐居在深山老林里，这本身就是反人性的，他的骨子里还是想要挣脱这个牢笼。

搏斗，除了自身的条件之外，还需要把握时机，争取一击而中。

岑参选择的时机，正是自己已到大唐的“二十成丁之年”，而这一年的史书记载，“春，正月，己巳，上发西京；己丑，至东都”。唐玄宗恰好在这一年的春天来到东都洛阳——这也是玄宗最后一次来到洛阳，两年之后才启程回到长安。

岑参对自己的“献书阙下”充满期待，“云霄坐致，青紫俯拾”，青紫为公卿绶带的颜色，向皇帝呈上自己的著作，立马就会被拜为公卿。当年他的曾祖父岑文本就是向太宗皇帝呈上自己的著作受到重用的，自己肯定也能够重现历史。

可惜，现实狠狠打了岑参一记耳光，他的献书，如泥牛入海，一去无踪。从20岁到30岁，岑参经历了“十载干明王”的奔走岁月，往来于长安、洛阳之间，可以说是，献书没有用，考试考不上，干谒没人理，穷困又潦倒。

唯一让岑参感到充实的是，在从20岁到30岁的岁月里，他游览了不少大好河山，北游河朔，东行大梁，结交豪杰，狂歌痛饮，交结了不少肝胆相照的朋友。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王昌龄。

王昌龄是唐代诗人中的“七绝圣手”，所作《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千载以来传布于儿童之口。王昌龄也被闻一多先生称为盛唐诗坛“个性最为显著”的两个作家之一，曾经西出玉门万里之遥，也曾贬谪岭南山海之远；曾在京城做过清要之官，也曾在地方做过州佐之吏，特别是叱咤文坛，与李白、孟浩然等大诗人都是莫逆之交，可谓是阅历丰富、见闻广博。他比岑参年长20岁，却与之成为忘年之交。

岑参日后的出塞，或许就是在与王昌龄的交往中埋下了种子。王昌龄身上的军旅气质和诗中的大漠风光，让其动容，让其从身边蝇营狗苟的环境中超脱出来，带给他一片别样的星空。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王昌龄要离开长安，赴任江宁丞，临行之际，写诗给岑参留别，其中写道“为君啸一曲，且莫弹箜篌。徒见枯者艳，谁言直如钩。岑家双琼树，腾光难为俦。”（《留别岑参兄弟》）在诗中，他为岑参的怀才不遇鸣不平。岑参也写了一首长诗为其壮行，开头几句就颇有汉魏气度，“对酒寂不语，怅然悲送君。明时未得用，白首徒攻文。泽国从一官，沧波几千里。群公满天阙，独去过淮水。”（《送王大昌龄赴江宁》）不得不说，在那个年代，写这样的句子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由此也足见其与王昌龄的情谊深厚。

湖北荆州岑参纪念馆内岑参雕像资料图片

宋版岑参诗集

四

天宝三载（744年），大唐帝国东北部的一个军官得到了范阳节度使的职位。他的名字叫安禄山。

同样在这一年，岑参终于考中进士，被授予了人生中第一个官职——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右内率府负责东宫仪仗和警卫，兵曹参军主要做的就是写材料、管档案的工作，是一个从八品下的小官。

岑参读书15年，奔波10年，在而立之年得到了这个官职，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自己终于“摆脱”了布衣之身，有了一个“岑参军”的官位；另一方面，这显然不是他喜欢的岗位。他写了一首《初授官题高冠草堂》，其中并无“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欣喜之情，反而感叹“三十始一命，宦情多欲阑。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

5年之后，岑参辞职了。这一年，他已经31岁了，却毅然辞去了得之不易的朝廷命官的职位，踏上了远去的征途。

去哪里呢？一路向西，去安西。安西都护府，是大唐管辖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

最初，他之所以要不远万里前往安西，是不甘于老死于案牍，要投笔从戎，博取功名。

这一点，从他在奔赴安西的路途上匆匆写下的诗作，便可看出：“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银山碛西馆》）“功业须及时，立身有行藏。”（《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这既是岑参的个人选择，也是盛唐的时代精神。

不同于南朝宫体诗歌的靡靡之音，唐诗从诞生的那一刻便充满了雄浑的阳刚之气。早在初唐，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就振聋发聩地喊出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魏征主动请缨，“请缨系南粤，凭轼下东蕃”；张说送友远行，“知君万里侯，立功在异域”；张九龄甚至还写诗勉励去安西的朋友以封侯为志向，“封侯自有处，征马去啴啴”。

在沙场建功立业，博取封侯，是很多唐代文人的人生理想。即使一向被视为文弱书生的杜甫，也认同“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的观点。这也是唐代连接汉代的一个精神链条。汉唐，之所以能够并称，绝不是偶然。大唐直追两汉，诗人们纷纷以从军塞外为幸，以博取功名为志，豪爽坦白！

岑参放弃了长安安稳的生活，历尽艰辛，从军塞外。这一路的艰辛，也保留在他的诗作里了。比如在大沙漠里面对狂风奔走十天，“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他一天到晚都在面对沙漠，“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没”（《日没贺延碛作》）。以至于在大风中，他满眼流泪，“银山碛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双双愁泪沾马毛，飒飒胡沙迸人面”（《银山碛西馆》）。只有在沙漠里真正行走过的人，才能理解这种眼睛不断流泪的痛苦。

其实，岑参的那首著名的《逢入京使》：“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双袖龙钟泪不干”，未必是思念家乡而流淌，而是终日面对风沙造成的。

岑参从长安出发，一路途径经凤翔、陇州、秦州、渭州、临州、金城、凉州、甘州、肃州、瓜州、伊州、西州、焉耆，最终抵达安西都护府治所所在地龟兹。到达安西之后，他出任安西节度判官，也是大将高仙芝的幕府掌书记。这是岑参一生遇到的大唐两位名将中的第一位。

比起岑参的不得志，高仙芝的前半生是“开挂”的人生。他是高句丽人，但却从小追随父亲生活在安西，由于父亲有军功，他也被授予“游击将军”的官衔，进入军队。很快，因为相貌俊美、善于骑射，20岁就当上了真正的将军，又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一路青云直上，成为安西都护府的“二把手”——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立下了俘虏小勃律王的奇功。

岑参却没有专门为高仙芝写过诗。流传下来的岑诗里，只有一首《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算是写给同事兼呈上司高仙芝的。这首长诗里虽然盛赞了高仙芝及其安西军队的军容，随后却笔锋一转，写下：“曾到交河城，风土断人肠。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赤亭多飘风，鼓怒不可当。有时无人行，沙石乱飘扬。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傍。地上多髑髅，皆是古战场。”

这种完全不同的情绪，混杂在同一首诗中，很是不寻常。原来，这首诗描写的正是石国之战的场景。

石国，西域古国，昭武九姓之一。高仙芝认为石国国王“无蕃臣礼”，讨伐石国，却在石国国王已经投降情况下，还把他抓到长安砍头。这就是犯了“杀降”的大忌了。

按照古人的理解，“祸莫大于杀已降”,古代名将白起、项羽、李广都有杀降的举动，结局都不好。古人按照朴素的道德或者迷信角度，都是排斥杀降的。特别是高仙芝作为大唐在西域的长官，更是不应该杀降邀功的。这一点让西域各国君主也深感不满。

而这场战役触发的另外一个后果也很快降临。石国王子逃亡到大食，请求大食出兵。数万大食军队与大唐安西军队在怛罗斯城遭遇。两万唐军苦战五日，只有数千人突围而出。

战后，高仙芝还朝。

岑参也随之返回长安，依然是参军的官衔，只是满面风霜。

五

回到长安之后，岑参与亲友相聚。天宝十一年（752年）秋天，他参与了文学史上一次著名的相聚。

地点在慈恩寺塔——也就是大雁塔。这座塔是高宗皇帝为其母亲修建的，是玄奘法师亲自督造而成的。

与岑参一起在大雁塔参加这场聚会的，也是“那些不得意的人们”。他们的名字是：杜甫、高适、薛据、储光羲。

杜甫，时年40周岁，还是一身布衣，前一年刚向唐玄宗献了三大礼赋，3年后他才会得到一个河西县尉的官职。

高适，时年48周岁，刚做了3年封丘县尉，便辞去公职，在长安闲游。这年冬天，他会去凉州投奔一个叫哥舒翰的人，在河西节度使幕府任掌书记。

薛据，时年约60岁，时任大理司直，从六品上，20年前与王维是同榜进士，王维比他小10岁，已经做到了吏部郎中——吏部仅次于尚书、侍郎的三把手。后来，他会在安史之乱后关进监狱。

储光羲，时年46岁，做过几任县尉，时任太祝，官名听起来唬人，实际上是正九品上的品级，做做宫廷神庙的祭祀。他的命运跟薛据一样，也会在安史之乱后入狱。

这几位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爱写诗。他们为了纪念这次聚会写下的诗，除了薛据的失传之外，其他的都流传了下来。

不得不说，还是杜甫写得最好，特别是那句“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简直就是诗谶，预示着诗人们在即将到来的大变之中的人生命运。岑参在诗中“誓将挂冠去”的“誓言”则是苍白无力。

写下这首《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之后的第二年，他便再次踏上通向远方的道路。

目的地比安西还要遥远，那就是大唐的北庭都护府。

北庭都护府负责管理大唐天山以北的疆域，治所在庭州，即今天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如果是今天开车从西安市出发，走定武高速、连霍高速，一刻不停，要开整整30个小时，里程2500公里。

而在唐朝，骑一匹快马日夜不停赶路，也要走足足3个月时间。

岑参这次要投奔的人，是他一生中遇到的大唐名将之二——封常清。岑参这次万里赴北庭，也是应封常清的征辟。二人在安西都护府便已相识。封常清特意征辟岑参，也是欣赏他的才干。所以，在岑参的心目中，封常清集偶像和伯乐于一身，他为封常清写了很多诗。比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使交河郡，郡在火山脚，其地苦热无雨雪，献封大夫》《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奉陪封大夫宴，得征字，时封公兼鸿胪卿》，等等。

这几首诗里面，不乏千古流传的名句。第一首更是岑参诗歌中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边塞诗的顶级代表作：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

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

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

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20万装备精良、久历战阵的胡汉大军拔营而起，直扑防守空虚的洛阳，改变唐朝历史乃至中国历史走向的安史之乱爆发。

恰好此时高仙芝在长安，封常清也正好入朝。于是唐玄宗任命高仙芝担任副元帅率兵东征，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负责防守洛阳。当时，战斗力强悍的安西北庭边军尚未到达，高、封二人只好从长安、洛阳临时募兵作战，应募的大多是未经训练的市井子弟。洛阳很快失守，在封常清的提议下，二人率军退守潼关，这是关中的东大门，只要守住潼关，长安便可无虞。

可是，唐玄宗却听信了宦官边令诚的谗言，认为二人讨贼不力、闭关不出、克扣军饷，于是派遣宦官诛杀二人。他们招募的士兵纷纷高呼“冤枉”。大唐帝国的两颗将星就此陨落！

此后的历史证明了封常清是正确的。代替二人镇守潼关的哥舒翰迫于朝廷压力，开关迎敌，结果唐朝潼关20万守军毁于一旦，长安迅速被攻破，从此大唐盛世结束了。

六

岑参也终于从北庭回到中原。与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安西北庭的大军。这时已经是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史书记载：“安西、北庭及拔汉那、大食诸国兵至凉、鄯……陇右、安西、西域之兵皆合。”安西、北庭的精锐部队全部归来，只有老弱士兵留守西域。

这支部队的确没有辜负大唐朝野的信任，在之后收复长安的战斗中，“步卒二千以陌刀、长柯斧堵进，所向无前”。在平定安史之乱、抵御吐蕃进攻等战争中，这支部队伤亡殆尽，直到30年后在藩镇混战的历史大环境中番号被撤销，再也没能重返西域。

而留在西域的安西北庭残军则一直苦撑到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安西北庭的最后一处据点龟兹城才被攻破，而这时距离安史之乱爆发已经整整50年，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

“暮雨旌旗湿未干，胡烟白草日光寒。昨夜将军连晓战，蕃军只见马空鞍。”（《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之六）岑参的这首诗，或许可以送给安西北庭的白发士兵。

岑参回到中原之后，辗转被派往四川等地做官。约大历四年（769年）的秋冬之际，客死成都旅舍。

不知道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会不会想起雄兵十万、重归西域？

千年之后，新疆吐鲁番唐墓出土了一批唐代文书，其中有一份驿站马料出入账，赫然写着：“岑判官马柒匹共食青麦三豆(斗)伍胜(升)付健儿陈金。”大意是，岑判官所用的7匹马吃了麦子三斗五升，所需费用支付给了士兵陈金。

而当年安西北庭幕府判官里只有岑参一人姓岑。

“男儿称意得如此,骏马长鸣北风起。”（《卫节度赤骠马歌》）不知岑参的一生，是否称意？

后人应该感激的是，他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边塞诗的绝唱，也为大唐盛世留下珍贵的速写！

（作者：徐佳，系专栏作家，著有散文集《苏东坡的山药粥》、长篇小说《烟柳倾尘——柳如是》等）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05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诸的言字旁代表什么生肖2

一年级我们学习了很多偏旁部首，今天我们来说一下言字旁。

讠：拼音为yán。

讠：共2笔，笔顺是，点，横折提。

讠是“訁”的简体写法。可以用作偏旁部首，言字旁的汉字比如有：让、认、语、谁、谈、说等。

言字旁的汉字有什么规律吗？

那我们看下在一年级我们常见的言字旁的汉字：说、话、语、让、认、谈、论、谁、诗、词、记、讨、讥、讽、训、议、讯、讲、诉、讼、诱、误、设、证、诀、评、诈、诅、诳、调、谅、计、谋、谎、谜、谣、谴、诽、谤、谚等等。

我们发现言字旁的汉字大多和语言文字或者道德有关。

一年级言字旁常见汉字大全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言字旁的知识点。

1.我们在一年级姓氏歌里面也学习了言午许，知道了带有言字旁的姓氏的汉字，那么还有哪些呢？这边给大家分享一些：诸、谈、谭、谯、计。

2.言字旁的词语有哪些呢？

比如有：谈论、讨论、议论、评论、谬论、说话、说谎、谎话、训话、计谋、许诺、谜语、词语、诗词、讥讽、诉说、诉讼、讲课、认识、语调、诽谤、诙谐、调试、论证等等。

带有言字旁的词语

3.言字旁加汉字变新字，并且组词。

比如：

讠+平=评 （评论）

讠+司=词 （词语）

讠+人=认 （认识）

讠+十=计 （计划）

讠+舌=话 （说话）

讠+上=让 （让座）

讠+周=调 （调整）

讠+京=谅 （原谅）

讠+寺=诗 （唐诗）

讠+吴=误 （失误）

讠+寸=讨 （讨论）

讠+井=讲 （讲课）

言字旁加字变新字组词

总结：我们在一年级学习了言字旁，知道言字旁的汉字大多和语言文字或者道德有关，我们多加积累，熟练使用词汇，为以后的学习打下牢固的基础！大家加油，可以收藏，关注，转发感谢大家！

诸的言字旁代表什么生肖3

运河浮沉：唐宋时期的漕运与古都洛阳兴衰

演讲人：张显运演讲地点：洛阳市图书馆演讲时间：二○二二年七月

张显运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宋史、中国经济史、河洛文化。现为中国农史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宋史学会会员，黄河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历史学会理事，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发表论文50余篇，著有《宋代畜牧业研究》等专著3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项目7项。

繁盛：隋唐之际的运河洛阳段漕运

狭义上讲，运河是人工开凿的通航河道。广义上讲，运河是用以沟通地区或水域间水运的人工水道，通常与自然水道或其他运河相连。除航运外，运河还可用于灌溉、分洪、排涝、供水等。早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就组织开凿了人工运河——邗沟，其目的是沟通南北、便于当时的吴国北上争霸。世界上著名的运河有基尔运河、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等。在2014年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在内的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5月18日，市民在位于河南洛阳市的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内，参观复原的隋唐时期新潭码头。黄政伟摄/光明图片

隋朝大业年间，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南起余杭，北到涿郡，开凿了隋唐大运河。隋唐大运河从北往南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四段，全长2000多公里，沟通海河、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为当时联系南北的交通大动脉。

隋唐大运河带动了沿线城市经济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运河沿岸区域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正是因为隋唐大运河的兴旺，处于其中心位置的洛阳在当时成为商贾云集、物资集散的大都市，由此开启了洛阳城与运河之间的历史叙述。

在隋唐时期，大运河洛阳段发挥了重要的漕运功能，堪称交通枢纽中心，每年“郡国舟船辀轳万计”（唐·杜宝：《大业杂记》）通过运河抵达洛阳。初唐陈子昂在《上军国机要事》中也提到“即日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千艘，已至巩洛，计有百余万斛”。唐末五代人王溥于《唐会要》中亦言：“神都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地当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会……长安府库及仓，庶事空缺，皆藉洛京转输价直。”每年数百万石的漕粮，经江南运到洛阳，再由洛阳运到长安和北京等地。这一时期的洛阳城“皆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货易，车马填塞，如西京之崇仁坊”。（元《河南志》）

隋唐洛阳城玄武门遗址张怡熙摄/光明图片

万船竞发，商贾云集，极尽繁荣的运河运输，使洛阳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重要的都市。从西域运来的马匹、玉器、玻璃制品等商品，从洛阳源源不断地流向东南腹地和东北边塞，甚至日本等地；从各地转运而来的绸缎绢帛茶叶等物资，又从洛阳贩往西域。

隋唐大运河之于洛阳有着巨大的意义，没有当时东都洛阳的桥梁和枢纽地位，隋唐大运河也就没有了核心和灵魂，其沟通南北的作用就无从谈起；而没有大运河和洛阳，隋唐时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也会大幅减弱。隋唐大运河不仅为当时的洛阳输送养料，更是当时全国经济文化的大动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洛阳的千年古都地位。

式微：唐中后期的运河洛阳段漕运

然而到了唐朝中后期，随着安史之乱以及唐末农民起义，战火频仍，隋唐大运河已失去了昔日“百舸争流”的繁忙景象，一片萧条。

据隋唐史家潘镛先生的研究，唐代大运河漕运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唐高祖至唐中宗时期，每年漕运粮食一二十万石；第二阶段为唐玄宗开元至天宝年间，岁漕粮二三百万石；第三阶段为唐宪宗元和以后，漕运日益衰落，岁漕粮多则四十万石，少者十万石。

河南洛阳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内展品。新华社发

其实，隋唐大运河洛阳段粮食漕运早在玄宗开元年间就日益式微。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唐玄宗任用裴耀卿进行漕运改革，裴耀卿改以前的“旷年长运”为分段转运。他析汜水、武陟、荥泽地置河阴县，设置河阴仓，在清河县（今洛阳吉利区）置柏崖仓，在黄河北岸三门之东置集津仓、三门峡之西设三门仓，改陕州（河南三门峡）之常平仓为太原仓，华州之广通仓为永丰仓，形成了以河阴仓、柏崖仓、太原仓、永丰仓为枢纽的新的转运仓布局，不仅提高了漕运效率和漕粮数量，还大大改变了以往西京长安就食东都洛阳的传统，使关中地区能够通过漕运获得更多的粮食。如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间，运抵关中的漕粮多达700万斛，关中粮食供应得以好转。正是由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漕粮运往关中的困难，唐王朝对东都洛阳的依赖从此大大减弱。唐朝后期，漕船甚至一度不经过洛阳，《资治通鉴》中就提到“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正因为如此，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以后，唐王室很少再行幸洛阳，东都洛阳作为漕运枢纽的地位已成了明日黄花。

进入唐朝中后期之后，随着安史之乱以及后来藩镇割据愈演愈烈，经由大运河的漕粮数量越来越少，相关史料记载众多：

广德二年……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新唐书》）

（广德二年三月）自是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资治通鉴》）

建中元年……岁入米数十万斛，以济关中。（《唐会要》）

（建中元年七月）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资治通鉴》）

（元和）初，江淮米至渭桥者才二十万斛。（《新唐书》）

（大中五年二月），漕米四十万斛，其能至渭仓者，十不三四。（《旧唐书》）

唐末的运河漕粮，经刘宴改革，曾一度改变了安史之乱后漕运中衰的现象，但就整个长时段来看，大运河漕粮数量仍旧是日渐减少。尤其是在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严重影响了江淮通往东都洛阳的漕运路线。如唐德宗建中年间，藩镇李正己、李宝臣、田承嗣、梁崇义等雄踞山东、河南、江南、河北等地，切断了江淮粮食运往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的交通路线，致使漕粮数量急剧下滑：

筑汴州城，初，大历中李正己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曹、濮、徐、兖、郓十五州之地，李宝臣有恒、定、易、赵、深、冀、沧七州之地，田承嗣有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之地，梁崇义有襄、邓、均、房、复、郢六州之地，各聚兵数万，始因叛乱得位，虽朝廷宠待加恩，心犹疑贰，皆连横盘结以自固。朝廷增一城，浚一池，便飞语有辞，而诸道完城缮甲，略无宁日。至是田悦初禀命，刘文喜殄除，群凶震惧。又奏计者还，都无赐与，既归，皆构怨言。先是，汴州以城隘不容众，请广之。至是，筑城。正己、田悦移兵于境为备，故诏分汴、宋、滑为三节度，移京西防秋兵九万二千人以镇关东。（《旧唐书》）

唐朝后期中央与藩镇之间壁垒森严，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尤其是江淮地区的藩镇严重阻碍了江南粮食漕运通道。《旧唐书·张万福传》记载，李正己叛乱后进驻江淮，阻断了朝廷漕运的通道，朝廷最终是依靠名将张万福之威，漕船才勉强通过涡口。对于唐后期隋唐大运河漕粮减少甚至断绝的情况，经济史家全汉昇先生总结了六方面的原因：一是唐末乱军劫掠漕运的粮食；二是乱军占据运河沿岸要地，据淮口，漕运断绝；三是运河官员贪污腐败影响运河粮食的漕运；四是咸通年间造船质量下降，偷工减料致使船只易坏，漕运遂废；五是唐末农民起义导致南方农业遭到严重破坏，粮食缺乏，漕运断绝；六是唐末藩镇割据，运河无法实现沟通南北的功能。覆巢之下无完卵，作为隋唐大运河其中的一段，这一时期的洛阳段漕运也受到了严重影响，直至一度断绝。

正在进行保护工程的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4月14日摄）。新华社发

存续：五代时期的运河洛阳段漕运

唐中后期至五代，洛阳所处的中原地区是当时各方混战的主要战场之一，遭到战火的蹂躏也最为严重。诚如唐代宗时刘晏就说过：“东都凋敝，百户无一存……起宜阳、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见户才千余，居无尺椽……兽游鬼哭”（《新唐书》）。曾经繁华的洛阳城由此变得满目疮痍。唐朝末年，黄巢起义迅速占领了包括东都洛阳在内的大片地区。黄巢之后，“继以秦宗权、孙儒残暴，仅存坏垣而已。全义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四野俱无耕者。”（《资治通鉴》）此时的洛阳只剩下残垣断壁，人烟稀少。五代时期张全义任洛州刺史，“时洛城兵乱之余，县邑荒废，悉为榛莽，白骨蔽野，外绝居人。洛城之中，悉遭焚毁。”（《洛阳缙绅旧闻记》）五代时期的洛阳先后成为后梁、后唐、后晋诸王朝的都城。虽然张全义经略洛阳40余年，洛阳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再也难以重振往昔之盛。

不过，这一时期由于江南地区相对稳定，以洛阳为政治中心的北方诸政权仍旧要倚重江南漕粮，因此运河洛阳段的水上运输依旧存在。如后梁朱温开平年间，魏博节度使罗绍威考虑到当时洛阳人口众多，粮食不继，曾上书提出伐木造船，“绍威尝以临淄、海岱罢兵岁久，储庾山积，惟京师军民多而食益寡，愿于太行伐木，下安阳、淇门，斫船三百艘，置水运自大河入洛口，岁漕百万石，以给宿卫，太祖深然之。”（《旧五代史》）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公元933年），三司官员上奏要求在洛河北岸开凿湾潭，以便于漕船牵引并卸载漕粮：“洛河水运至洛口至京，往来牵船下卸，皆是水运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至洛岸至仓门稍远，牙官运转艰难，近日例多逃生。今欲于沿河北岸，别凿一湾，引船直至仓门下卸，其工欲与诸军傔人内差借。”这一奏请得到了唐明宗的赞同。不久明宗诏令捧圣卫指挥使朱洪实凿开河湾，至赡国仓门。（《五代会要》）这些材料都说明了，五代时期的洛阳段漕运仍继续通航，但已经很难再现盛唐时期漕运的辉煌。

恢复：北宋时期的运河洛阳段漕运

北宋时期，运河洛阳段漕运功能得到恢复、加强，首先是宋太祖赵匡胤的重视。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并定都开封。建国伊始，宋太祖就有迁都洛阳的想法。“上生于洛阳，乐其风土，尝有迁都之意”。（《续资治通鉴长编》）开宝初年，“太祖皇帝将西幸于洛，命修大内，督功役甚急，兼开凿漕河，从嘉猷坊东出，穿掘民田，通于巩，入黄河，欲大通舟檝之利，辇运军食于洛下。”（《洛阳缙绅旧闻记》）开宝九年，即公元976年，为在西京洛阳举行南郊大礼，宋太祖曾动用5000人开凿从洛阳菜市桥到漕口的35里漕渠，此举不仅恢复了当时洛阳漕渠建设，还为宋神宗时期的导洛通汴工程打下了基础。《邵氏闻见前录》亦记载：“午桥西南二十里，分洛堰引雒水，正南十八里龙门堰引伊水……以大石为杠，互受二水。洛水一支自厚载门入城，分诸园，复合一渠，由长厦门以东以北入罗门，二水皆入于漕河。”

当然，此时的洛阳段漕运，从规模上说无法与隋唐时期相提并论。宋太祖在开宝九年曾提出西迁洛阳，遭到了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等人的反对，其中一条反对理由就是，“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续资治通鉴长编》）东京开封漕运方便，是百官、军队衣食的重要保障，一旦迁都洛阳，立即会遇到漕运不便的难题，文武百官和军队的粮食供给都难以为继。这也侧面反映了北宋初年洛阳漕运的尴尬情况。

北宋初年虽对洛阳段运河进行了修复，但通航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再加之洛河水患导致洛阳段运河时常淤塞，为了进一步保障汴河漕运的畅通，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实施了“导洛通汴”工程，即把洛水引入汴河，通过增加汴河水量，保障汴河到江南粮食漕运的畅通。重新疏通西京河南府洛阳通往偃师、巩义的旧漕渠，恢复漕口、罗门等水利设施，修建长堤47里，疏浚漕渠52里，西京洛阳到京师开封的运河段得以重新通航。

不过，这个导洛通汴工程，因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实施效果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洛口虽云经冬行运，其实水浅易冻。又置打凌兵士，虚费钱粮，终是饥冻，逐年死亡极多。每至冻合，凌蹙岸决，民田被害。又流既浅，船小载轻，其害非一，公私阻滞。今遇开黄河闸口，放水入清洛，即舟船方行得一番，闸水已尽，船复留滞。此可见洛水浅涩，无济于行船也。”由于洛河冬天上冻，为解决通航问题，还需要雇佣大量人力去“打凌”破冰。而冰块冲击河岸，摧毁农田，导致水患，同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得不偿失；黄河汛期时，开闸放水，行船较为通畅，闸口闭合，洛河水浅，船只无法通行。不过，考虑到导洛通汴工程是在神宗熙丰变法的大背景下实施的，李焘本人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后世推测他的相关记载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导洛通汴工程的弊端。

尽管实施受到限制，这次工程仍旧在客观上对促进西京洛阳的漕运交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仅漕河得以浚修，西京罗门也因此得以修葺一新，洛阳运河段于这一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昔日的风采，出现了百舸争流、万船竞发的繁忙景象。洛阳段漕运的繁荣，不仅促进了西京洛阳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推动了南北物质和文化的交流。而这一时期运河洛阳段的繁盛，我们能够在北宋文人士大夫的文集中找到相关的记录：

万艘潭汇嘉猷里，分洛疏伊尽北驰。远引驶风通越货，肇营胜迹在唐诗。（文彦博：《文潞公文集》）

古来无奈洛阳尘，兴属今朝谁与亲……波声有喜咸通汴，云影相随直到秦。（晁说之：《景迂生集》）

洛水沄沄天上动，道入隋渠下梁宋。宋都堤上十二亭，一一飞惊若鸾凤。（秦观：《淮海集》）

君爱洛阳官，弃我淮上翁……此行君乐否，一千五百里。未见洛阳山，先见洛阳水。（徐积：《节孝集》）

近年来对洛阳含嘉仓的考古挖掘，也为运河洛阳段在宋代这一时期的通航情况，提供了实物证据。考古人员在含嘉仓160号窖内发现了保存完整的一窖粮食。被发掘时窖内粮食粒粒分明，有的呈棕色，有的发黄。窖遗址中出土的铭砖则记载了储粮的时间、数量、品种、来源、仓窖位置及授领粮食的官员姓名。160号窖一直沿用至宋代。专家猜测，该窖之所以能够满藏粮食保存至今，很可能跟北宋末年战乱之下粮仓突遭变故而被仓促废弃有关。

在导洛通汴及后续调整之后，运河洛阳段得以恢复。而运河洛阳段的恢复，也让这一时期的洛阳城重现繁荣景象。“神宗导洛通汴，而主者遏绝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颇患苦之。彦博因中使刘惟简至洛，语其故，惟简以闻。诏令通行如初，遂为洛城无穷之利。”（《宋史》）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辙在《洛阳李氏园池诗记》中写道：“洛阳古帝都……其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平川广衍，东西数百里，嵩高少室，天壇王屋，冈峦靡迤，四顾可挹，伊、洛、瀍、涧，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盛，泉流之洁，虽其闾阎之人与公侯共之。一亩之宫，上瞩青山，下听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贵家巨室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邵氏闻见录》记录则说：“元丰初，开清汴，禁伊洛水入城，诸园为废，花木皆枯死，故都形势遂减。四年，文潞公留守，以漕河故道湮塞，复引伊洛水入城，入漕河，至偃师与伊洛汇，以通漕运，隶白波辇运司，诏可之。自是，由洛舟行河至京师，公私便之，洛城园圃复盛。”

小结

从中唐至五代，大运河洛阳段因战乱频繁、藩镇割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漕运能力大为萎缩。至北宋初年，宋太祖为了迁都洛阳，曾一度修缮旧渠，虽未完成迁都计划，但却为神宗时期“导洛通汴”工程的实施打下基础。尽管经历几番恢复，大运河洛阳段却再也难以重新恢复盛唐时期交通枢纽的中心地位。究其原因，虽然有诸多主客观因素，但不可否认，唐末五代以迄于宋，洛阳地位的陨落与汴州开封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

唐朝后期，汴州逐渐发展成为当时的运河要冲，“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唐·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较洛阳更加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使开封一跃而成为五代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的都城，取代了洛阳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从此以后，大运河洛阳段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到了南宋统治时期，宋廷政治经济重心移到东南，宋金以淮河为界，处于分裂对峙时期，大运河无法再将东南的粮食运到北方，漕运功能无从谈起。至元朝，政治中心北移，以及海运开通，大运河经过裁弯取直，不再经由洛阳和开封，洛阳段由此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京杭大运河则愈加繁盛。而纵观唐宋时期大运河洛阳段的兴衰沉浮，几乎也与古都洛阳在这一时期的命运相对应。

历经千年岁月沧桑，隋唐大运河洛阳段尽管已经风华不再，但它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它与千年古都洛阳一起，仍旧是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我辈学人来说，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研究好大运河文化自是责无旁贷。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27日10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