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天换日的日代表什么生肖

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飞龙181080236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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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岗为把自已包装成躬耕地,杜撰、拼凑了所谓“诸葛亮躬耕南阳的三十个证据”(具体内容可在网上搜,这里不浪费篇幅引用了)。通过在互联网的传播,让某些南阳人心潮澎湃、信心大增。可细看这所谓三十个证据,无一不是荒谬绝伦、漏洞百出、充满谎言。

卧龙岗方面一开始就大玩偷天换日的把戏,把“躬耕于南阳”偷换成“躬耕于南阳府”、偷换成“躬耕于南阳县”、偷换成“躬耕于南阳市”。把东汉南阳郡完全等同于后世的南阳府、南阳县和今天的南阳市。

众所周知,从没有人否认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所谓“诸葛亮躬耕南阳的三十个证据”这个提法本身就是荒谬的和错误的。但是史学界公认的是诸葛亮躬耕的南阳是指东汉的南阳郡,“这里所说的南阳系南阳郡,并非今日之南阳市”(转自1985年河南省政府编纂的《河南风物志》)。

1800年来由于行政区划不断变化,“南阳”所指的地域也不断发生变化。东汉时南阳曾管辖37个县。到了晋代,南阳则只管辖14个县。唐代撤销南阳郡后,所谓的南阳只管辖宛城一县。明清设南阳府,南阳范围又有扩大,大约管辖相当于东汉的23个县,现代也大体与明清相当。那么我就要问了东汉管辖37县的南阳等于晋代管辖14县的南阳吗?等于唐代管辖1县的南阳吗?等于明清管辖23县的南阳吗?东汉的南阳如何就能等同于今天的南阳市呢?

这么荒谬的立论逻辑,其论证结果必然也是荒谬的。这所谓“诸葛亮躬耕南阳的三十个证据”实际上是“诸葛亮躬耕卧龙岗的三十个证据”罢了!那么“诸葛亮躬耕卧龙岗的三十个证据”都说了什么呢?

第一、所谓的三十个证据实际上最主要的还是把东汉管辖37个县的南阳郡等同于后世范围大幅缩小的南阳县、南阳府和南阳市,即偷换概念而已!

如所谓“证据之一: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自述躬耕于南阳”、“证据之二:《诸葛亮集.文集.黄陵庙记》中的“躬耕于南阳”、“证据之三,所谓“隋开皇“断石幢”称孔明居南阳躬耕”。“证据之八:诸葛亮为刘备从南阳贷款以为军需”、“证据之九:诸葛亮为其弟在南阳娶妻”、“证据之十:唐裴度著文称颂诸葛亮躬耕南阳”、“证据之十一:唐代大量文献记述诸葛亮躬耕南阳”、“证据之十二:宋代坚持“南阳说”的人越来越多”、“证据之二十三:诸葛亮《远涉帖》叙论称亮躬耕南阳”等等。

以上所谓证据中的“南阳”,都是指东汉管37个县的南阳郡,根本不是指后世范围大幅缩小的南阳县、南阳府,更不是今天仅管辖相当于东汉23个县的南阳市。以上所谓证据的诸葛亮《前出师表》、《诸葛亮集.文集.黄陵庙记》和《远涉贴》中的“南阳”就是如此。而诸葛亮真正的躬耕地恰恰就在今天南阳市之外的东汉南阳邓县隆中。所谓证据之明代何宇度在《益部谈资》记载:“先主寓荆洲,从南阳大姓晁氏贷款千万,以为军需,诸葛亮担保,券至宋犹存。”这里的“南阳大姓”是指郡望,即指南阳郡。而南阳大姓晁氏看重的正是诸葛亮在襄阳拥有强大的上层背景,才会欣然接受其担保。因为诸葛亮是在襄阳的荆州牧刘表的侄女婿,岳父是襄阳名士,姐姐都嫁入襄阳豪门......。如果不是因为诸葛亮与在襄阳的荆州高层有庞大的关系网,试问诸葛亮这样一个布衣如何能够为皇叔刘备担保呢?那么请问诸葛亮在南阳宛城有什么关系?和谁有关系?卧龙岗能举出例子吗?难道是诸葛亮与占据宛城的曹操关系好,人家才愿意贷款的吗?所以这个所谓的证据,根本不能证明卧龙岗是躬耕地,反倒是躬耕南阳邓县隆中的最好佐证!所谓证据之隋开皇“断石幢”,这个古物是在叶县啊!叶县今天属于平顶山市,不属于今天的南阳市啊!这个所谓证据只能再次强调大家都承认的共识,即躬耕地在东汉南阳郡。如何能证明今天的南阳市卧龙岗就是躬耕地呢?所谓证据之《诸葛武侯集》注引《诸葛氏谱》称:“亮为弟均,娶南阳林氏女为妇,期年,生子名望。”这里的南阳还是指郡望,即南阳郡的林氏。荆州刘表当时控制着南阳郡南部的新野、邓县、章陵等地。南阳林氏如何就能肯定是在宛城等南阳郡北部的人家?诸葛亮当时就在南阳邓县隆中躬耕,也是南阳啊,但是离襄阳近,后来划给了襄阳!那么这个“南阳林氏”谁又告诉你不会是在后世划给襄阳的阴、酂、筑阳、山都、邓县、章陵等南阳郡诸县的居民呢?可见所谓的“诸葛亮为其弟在“南阳娶妻”的证据,其实就是在把南阳郡偷换成南阳县即宛县,根本不能成为“躬耕卧龙岗“的证据。还有在当作所谓证据的唐宋文献、诗词中,从未提到过“卧龙岗”。而所谓“躬耕南阳”都是引用自诸葛亮《出师表》的“躬耕于南阳”,都是指东汉南阳郡!卧龙岗在这里就是在混淆古今南阳的区别。更可笑的是,所谓证据之《金石林时地考》中的“庐在南阳城西南七里”,这分明是明代赵昀做的注释,仅代表他一个人的看法。但到了卧龙岗这里,又使用偷天换日的手段,把明代的注释说成是唐代的记载。不断的伪造史料,偷换概念倒是卧龙岗的特长。

第二,所谓“证据之四:晋代诗画刻石称颂诸葛亮躬耕南阳”!——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假货。

该碑刻有所谓落款为:“晋永和三年岁次癸亥秋月谷旦,尚书仆射和浴手敬书。”

晋永和三年是公元347年。查查万年历或百度一下就知道,公元347年是丁未年根本不是癸亥年。还有另一个证据,大家都知道王羲之著名的《兰亭集序》,开篇第一句话是“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永和九年岁在癸丑”即牛年,那么永和三年会是“岁次癸亥”的猪年吗?我想现在一年级小学生都会背十二生肖的顺序吧,更何况以农历纪年的古代,顾和这么大的官搞不清楚“永和三年”是猪年还是羊年吗?光这一点就暴露了其假货的真面目!

还有根据《晋书》记载永和三年顾和的职位是尚书令,是正职。他在落款中如何可能以副职尚书仆射自称?(详见本人今日头条文章《历史上的躬耕地─卧龙岗躬耕地证据“诸葛武侯躬耕歌碑”是假货!》)

可见这个所为晋代躬耕歌碑就是个假货。用伪造的假碑来证明躬耕地的卧龙岗能是真的吗?

第三、所谓的“证据之五:“三顾桥碑 ”证明刘备“三顾茅庐”发生在南阳卧龙岗”——所谓“刘备三顾茅庐发生在卧龙岗”是清代才出现的说法。

要知道在清代以前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过刘备到卧龙岗三顾茅庐!

而从南北朝时期开始,刘备去南阳邓县隆中三顾茅庐就已是史学界的共识。

南北朝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沔水又东径隆中,经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南北朝南朝刘宋盛弘之《荆州图副》曰:“邓城旧县西南一里,隔沔有诸葛亮宅,是刘备三顾处。”唐李善等注《文选》“汉晋春秋曰:诸葛亮家于南阳之邓县。荆州图曰:邓城旧县西南一里,隔沔有诸葛亮宅,是刘备三顾处。”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山南东道四•襄州》)说:“又曰襄阳西北十余里,名为隆中,有诸葛孔明宅......诸葛亮 宅,按蜀志 云,先帝 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即此宅也。今有井,深四丈,广尺五寸,迄今垒砌如初”。北宋王钦若等辑《 册府元龟》:“蜀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号曰隆中。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先主诣亮,凡三往,乃见”。北宋叶廷珪《海録碎事》记载“学业堂,在襄阳县,诸葛孔明之地,亮家在南阳之邓乡,曰隆中先主三顾于此。”南宋朱熹《通鉴纲目》记载“刘备见诸葛亮于隆中,初琅邪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毎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明嘉靖邓州志》记载“十二年,备三顾诸葛孔明于隆中。本传徐庶见备于新野,备器之,庶荐诸葛孔明。孔明家于南阳之邓县号曰隆中”《清乾隆新野县志》该志书卷七“古迹”中说“建安十二年......是年(刘备)三顾诸葛亮于隆中。”又说“诸葛亮字孔明,本琅琊人, 寓居襄阳隆中....”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史略,先主初领徐州牧,屡为袁术、吕布及曹操所败,后依刘表屯新野(今南阳府邓州新野县),三顾孔明于隆中(今襄阳府城西二十三里有隆中山)”

一个是清代才有记载的所谓“三顾地卧龙岗”和一个是从南北朝开始就记入史册、连南阳地方志都承认的“三顾地隆中”,谁更可能是真的躬耕地呢?我想公正的人都会有客观的答案。

再有所谓卧龙岗三顾桥也是清代才见于史料,而隆中的三顾门则早在宋代就有记载。

南宋王象之《舆地记胜》:“汉晋春秋,诸葛亮家南阳,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三顾门:诸葛亮云,三顾臣 于草庐之中,自此门出故也。”金朝李俊民撰《庄靖集》“三顾门,世传襄阳水西门为三顾门。先主自此三往见武侯。”元代官修《大元一统志》记载:“三顾门,在襄阳路,诸葛亮云: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此门出故也。”明代官修《大明一统志》襄阳府《山川》条又说:“诸葛亮宅,在府城西二十二里隆中山下,蜀汉诸葛亮所居。宅西有避暑台。因昭烈三顾亮于草庐,有三顾门。”

以上可知,卧龙岗所谓证据三顾桥碑只是清代才有记载的东西,如何能否定从南北朝开始就明确记于史册的“三顾于隆中”呢?又如何否定宋代就记入史册的隆中三顾门呢?拿清代冒出来的东西否定比之早1000多年史料,这是多么最可笑的证据啊!

第四、所谓“证据之六:晋李兴撰《祭文》在南阳祭祀诸葛亮。”——这完全是断章取义,曲解古文。

首先,《蜀记》明确记载”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刘弘去的是隆中啊!

再有,李兴《诸葛武侯故宅铭》中“天子命我,于沔之阳”之后的下一句是“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意指刘弘在汉江北岸讨平张昌叛乱,与之后的“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是两句话。卧龙岗为编造躬耕地,无视中间的“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一句,直接把“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嫁接到“于沔之阳”之后,然后大言不惭的当做刘弘去江汉北岸参观诸葛亮故居的证据,真是滑稽。那么倒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看看其它史料的记载吧。

南北朝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沔水又东径隆中,经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山南东道四•襄州》)说:“又曰襄阳西北十余里,名为隆中,有诸葛孔明宅......襄沔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襄阳郡守刘弘,于隆中诸葛故宅立碑表庐,使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宋王象之撰《舆地碑记目》记载“襄阳府碑记,诸葛武侯故宅碣,晋李兴撰。”《清雍正河南通志》记载:“李兴为镇南将军刘弘表隆中諸葛亮故宅。”《佩文斋书画谱》记载:“诸葛武侯故宅碣,在襄阳府,晋李兴撰。”《湖北金石志》记载载:“在襄阳府,晋李兴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李兴为文。”

从以上史料可看到,自古以来都认为刘弘去的就是汉江南岸的隆中,而且宋代以来各种记载表明李兴撰写的诸葛武侯故宅铭碑曾经就在襄阳。那么又有哪个史料说过刘弘是去汉江北岸参观诸葛亮故居呢?呵呵,没有任何历史记载支持卧龙岗的这个说法!可见这个所谓证据就是断章取义的胡扯!

第五、所谓“证据之七:黄权在南阳卧龙岗建庵祭祀诸葛亮”——这又是卧龙岗为抢躬耕地而编造的谎言。

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过“黄权在南阳卧龙岗建庵祭祀诸葛亮”!

事实上,南阳本地历代地方志的记载与之相反。

《明嘉靖南阳府志》记载“询之父老,考之郡志,皆云:孔明大节,自唐宋以来乡人立祠祀之。”《清光绪南阳县志》记载“南阳有诸葛忠武侯庐始见唐宋人集。”1979年南阳市博物馆编撰的《武侯祠简介》记载“南阳卧龙冈上的武侯祠,相传建于唐、宋年间。”

这些历代南阳人自已编的历史文献都证明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始建于唐宋年间。所谓“黄权在南阳卧龙岗建庵祭祀诸葛亮”就是谎言!

第六、所谓“证据之十三:岳飞谒南阳武侯祠并手书“出师二表”。——《清光绪南阳县志》说南阳武侯祠岳飞手书出师表题跋是假的。

《清光绪南阳县志》“卷十艺文”中说“宋书出师表......按此刻后,有知府任恺跋称:此碑在江南之彭城,壬申摩勒于石。则此帖盖恺所购也。”原来,原装货在彭城啊!南阳人说襄阳隆中岳飞手书出师表是复刻自南阳的。但南阳县志承认南阳卧龙岗自已的岳飞手书出师表都是清末从彭城买来的复制品啊!这真是天大笑话!《清光绪南阳县志》又有“原跋,下有少保印章。考宋史本传,绍兴十年飞授少保,此帖称戊午,实绍兴八年,飞未授此阶,不应有此印章。殆浅人赝为之欤。” 南阳县志自已承认题跋是“殆浅人赝为之欤”,是伪造的,又打了卧龙岗的脸。再有,岳飞手书出师表和躬耕地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是历史学家岳飞在经过考古后,才特地跑到南阳武侯祠去纪念躬耕地吗?可这与题跋内容不符啊!看来题跋真的是假的啊!呵呵!如果在武侯祠默写个出师表就能证明躬耕地的话,那么照此逻辑杜甫在成都武侯祠写“三顾频繁天下计”是不是可以证明成都是刘备三顾地?可见这个岳飞手书出师表根本就无法做为躬耕地的证据!

第七、所谓的“证据之十四:元代文人学士咏赞诸葛亮躬耕南阳卧龙岗”。

众所周知,所谓躬耕地的“卧龙岗”一词是从元代才开始出现于史书记载中,所谓躬耕之争的苗头也是从元代萌芽。这一时期冒出的文学作品,如何能否定魏晋南北朝以来已经出现了1000年的隆中记载呢?如何又能否定正史裴注《三国志》的记载呢?

而实际上即使在元代,隆中说仍然还是史料中的主流。

元代官修《大元一统志》记载:“隆中,汉晋春秋云:诸葛亮家南阳,在襄阳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葛井,在襄阳路,荆州记:诸葛亮宅有井。”“三顾门,在襄阳路,诸葛亮云: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此门出故也。”

元代郝经《续后汉书》记载:“卒,亮居隆中,躬耕陇亩 ,好为梁甫吟。原注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元代胡一桂撰《史纂通要》记载:“初见诸葛亮于隆中......孔明隆中之约谓:吴可以为援而不可图。”

元代《氏族大全》记载“诸葛亮,字孔明。寓居南阳隆中。汉建安中徐庶称于刘备,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备三顾于草庐中,亮乃起。”

而卧龙岗在元代的文献中还是以传说为主。如元代王谦《丞相诸武侯庙碑》称:“俗以武侯隐居之所”。元代程钜夫的《敕修南阳诸葛书院碑》“相传汉丞相忠武侯故居”。“俗以”、“相传”都表明是传说。

《大元一统志》关于卧龙岗的记载则更搞笑:“卧龙冈,在南阳县界内。诸葛孔明躬耕之地。又荆州记云:南阳县西七里有独乐山,诸葛孔明尝登此山作梁甫呤。”可是《荆州记》的原文明明是“邓城西七里”呀,到了《元一统志》里被改成了“南阳县西七里”了!

看来卧龙岗不篡改史料就无法自证了!以传说和篡改的史料做为证据,能证明出真的躬耕地吗?

第八、所谓“证据之十五:元仁宗皇帝钦定南阳武侯祠。”——按卧龙岗提供的第三十个证据,这应该就是在混淆躬耕地和纪念地的内涵了。

武侯祠如果能证明躬耕地,那么全国武侯祠最多时有100多座,是不是有100多个躬耕地?中国最早的武侯祠是蜀汉皇帝刘禅钦定修建的汉中勉县武侯祠。是否可以证明汉中勉县是诸葛亮躬耕地呢?当然诸葛亮真的是在汉中屯过田喔。

还有“元仁宗皇帝钦定南阳武侯祠”出于何处?卧龙岗说是出自元代程钜夫撰写的《敕修南阳诸葛书院碑》。可是敕修南阳诸葛书院碑文中根本找不到所谓“钦定南阳武侯祠”的明确记载(可参见程矩夫《雪楼集》的相关文章)。不知道卧龙岗是怎么奇思妙想得出的证据?

反倒是钦定隆中武侯祠可是有着明确的史料记载的。

宋《舆地纪胜》记载“诸葛威烈武灵仁济王庙,在襄阳县伏龙山。唐光化五年封武灵王。乾道四年,被旨以感应赐英惠庙额,加号仁济。李廌有诗云:夘金运徂徃,孔明隐隆中。又云:向非三顾重,自首田舍翁。”宋《舆地碑唐记目》记载:“唐改封诸葛亮为武灵王庙记,唐光化五年封诸葛孔明为武灵王,碑今在隆中。”

唐代光化五年封诸葛亮为武灵王并在隆中武侯祠立碑为记。南宋乾道四年赐隆中武侯祠英惠庙额,又加号“仁济”。

《明嘉靖南阳府志》收录的《嘉靖乙酉抚民右参政许复礼奏请敕赐庙额祭文爰定祭品知府杨应奎增修大备事载碑记》记载:“查正德二十一年十一月内,该襄府暂理府事光化王奏称襄简王先年慕隆中佳秀,择为茔葬……隆中东去数十步有一窝,欲将亮庙挪移修建等。因该本部题准行,移本府自备工料盖庙题宇,完日另行奏请庙额祭祀。续该光化王奏称庙宇已成乞要请赐庙额及春秋祭祀。又本该部造奉钦依行移翰林院撰与祭文,赐庙额名“忠武”与祭品春秋至祭。”

根据南阳地方志《明嘉靖南阳府志》记载:明正德二十一年,襄阳府暂理府事光化王重修隆中武侯祠后,明朝朝庭命翰林院撰写祭文,并钦赐庙额“忠武”与祭品春秋至祭。

以上可知,隆中武侯祠从唐宋就是朝庭钦定,明正德年间就有朝庭钦赐祭文、庙额和祭品春秋至祭。这些都有文献明确记载,特别是南阳的地方志也有记载。比语焉不详的所谓“元仁宗皇帝钦定南阳武侯祠”的猜想真实可靠得多。

第九、所谓“证据十六至证据十七”——都明清文人的文章,真正的史料却乏善可陈。

实际上,在同时提到隆中与卧龙岗的史料中,隆中往往都与三顾有关。如:

官修《大明一统志》襄阳府《山川》条说:“诸葛亮宅,在府城西二十二里隆中山下,蜀汉诸葛亮所居。宅西有避暑台。因昭烈三顾亮于草庐,有三顾门。”

《大明一统志》关于卧龙岗的记载可有提及三顾吗?

官修《大清一统志》则更直接,在襄阳府《古迹》条:“诸葛亮宅,在襄阳县西隆中山东。刘备三顾亮于草庐之中,即此宅也。”明确说隆中诸葛亮宅是三顾地。

《大清一统志》关于卧龙岗的记载可有提及三顾吗?

其它明清史书还有:

明谢陛《季汉书.诸葛亮传》:“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明魏显国《历代相臣传•诸葛亮》:“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明杨时伟《诸葛忠武书•诸葛亮传》说:“十二年丁亥,是年昭烈见孔明于隆中,时年二十七……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距襄阳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时伟按,博望烧屯事,陈寿志原载建安十一年以前,而三顾隆中则十二年事也……时伟按,侯“隆中语”云: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此可为援而不可图。”《读史方舆纪要》云:“隆中山,府西北二十五里,诸葛武侯隐此。”清朱轼《历代名臣传•诸葛亮传》:“从父卒,家于南阳之邓县,号曰隆中……益夫,隆中一对先荆后益确有成算于胸中。”清杨希闵《诸葛武侯年谱》:“元卒,侯寓南阳襄邓间。”“侯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清章陶《季汉书.诸葛亮列》:“元卒,亮遂家于南阳邓县之隆中。”清王复礼《季汉五志.诸葛忠武侯传》:“元卒,侯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后家于南阳之邓县去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今湖广襄阳府)……徐庶荐诸葛亮于昭烈,昭烈三顾隆中与亮。”清汤成烈《季汉书》之《诸葛丞相列传》:“元卒,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躬耕陇亩……”

特别是明清南阳的地方志也支持隆中说。

《明嘉靖邓州志》记载“十二年,备三顾诸葛孔明于隆中。本传徐庶见备于新野,备器之。庶荐诸葛孔明家于南阳之邓县号曰隆中。”《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记载“三国志侯传注引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此汉隆中确属邓县,不属宛。汉时襄阳为南郡属县,县境西止十一里,故水经注谓襄无西……案,亮三国志卷三十五有传魏略曰亮在荆州游学,每晨夜常抱膝长啸。汉荆州刺史治襄阳,所领有南阳郡。亮家于襄阳城西二十里属南阳郡邓县,故亮自称躬耕南阳。”《清乾隆新野县志》记载“建安十二年......是年(刘备)三顾诸葛亮于隆中。”又说“诸葛亮字孔明,本琅琊人,寓居襄阳隆中....”《清光绪南阳县志》记载“按南阳有诸葛忠武侯庐始见唐宋人集,至元明皆有敕赐庙学、祭品、碑而名益着,或谓侯实家襄阳,南阳之祠非是。考三国志亮随其叔父依荆州牧刘表,是时表军襄阳,亮宅在襄阳为信。水经注谓沔水经亮旧宅是也。”“然汉荆州八郡南阳居首襄阳(隆中)实为邓县实隶南阳,故侯自表谓‘躬耕南阳’。汉晋春秋亦谓亮家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以此推之,南阳祀侯固宜历代,迄今筑居以像之,与隆中并称……”

由此可见,隆中说一直是主流史学界的共识,连当时的南阳人都承认。

同时,在列举相关证据时,卧龙岗又在删节、裁剪、篡改史料。明李东阳在卧龙岗武侯祠有《重修诸葛武侯祠记》。卧龙岗引用的原文是:“南阳城西五里卧龙岗,为草庐旧址,汉史称侯躬耕南阳,又曰寓居襄阳隆中。元建祠祀侯,又置书院,设山长,聚徒讲学,给田数百顷。”而真实的原文是“南阳府城西五里卧龙岗,为草庐旧址,汉史称侯躬耕南阳,又曰寓居襄阳隆中。盖秦南阳郡,即今邓州,而襄阳实在其界故也。”生生的把两句话之间的“盖秦南阳郡,即今邓州,而襄阳实在其界故也。”给裁剪掉了!这样原文的意思就来了个180度大转折!卧龙岗还是死性不改,不篡改文献就是没法证明自已啊!

第十、所谓“证据之二十一:诸葛亮在南阳曾有多处活动遗迹”——这些所谓遗迹都是清代小说的内容。

卧龙岗在这里引以为证的内容都来自清代汪介人的《中州杂俎》。《中州杂俎》是本什么书呢?我们看看《四库全书》对它的评价:“《中州杂俎》•三十五卷(河南巡抚采进本),国朝汪价撰......采摭繁富,用力颇勤,而多取稗官家言,纯为小说之体。又事皆不着所出,人亦往往不着时代。编次繁复,漫无体例,可谓劳而鲜功者矣。”

“多取稗官家言”是指内容多来自街谈巷说的传说;

“纯为小说之体”纯粹就是小说的模式;

“又事皆不着所出”所载的事情没有来源;

“人亦往往不着时代。”所载人物往往没有年代。

也就是说《中州杂俎》就是可靠性极低的、道听途说的小说故事罢了。卧龙岗拿小说故事当证据也算是一大特色了。

第十一、所谓“证据之二十二:诸葛亮曾在桐寨铺诸葛庄购田耕种”——卧龙岗难道是想证明“躬耕于南阳桐寨铺”?

清代可以说是卧龙岗史料证据“大发现”的时代,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没有见过的记载,都出现在清代的史料里。

而这里《清乾隆唐河县志》里说:诸葛庄,传说“武侯曾置庄田于此”。清代出现的传说竟被深信不疑的当证据了。

根据该所谓证据“相传在三国建安初年,曹操三次率兵征伐宛城,’搞得百姓不得安宁,诸葛亮就从卧龙岗搬到桐寨铺避难,并在此购置了土地房屋。”

可是据《三国志》记载,曹操第二次征伐张绣时:“(建安二年)冬十一月,公自南征,至宛。表将邓济据湖阳。攻拔之,生擒济,湖阳降。攻舞阴,下之。“这一年曹操打到湖阳,并占领湖阳。而湖阳在哪儿?就在唐河县,而且在桐寨铺以南。也就是说桐寨铺所在的唐河县当时本身就是战场。诸葛亮为逃避战难从一个战场搬到另一个战场买房买地,这个证据真的好滑稽哟!

再说了诸葛庄在唐河县又不在宛城区,跟“躬耕于卧龙岗”有半毛钱关系吗?难道卧龙岗要证明“躬耕于桐寨铺”吗?

第十二、所谓“证据之二十四:历代文人学士赞颂诸葛武侯”——这也叫证据吗?历代文人赞颂诸葛亮怎么成为卧龙岗的证据?

元代以前历代文人赞颂诸葛武侯时,从来没有一处提到过卧龙岗,而提到隆中的却大量存在。

最早赞颂诸葛亮的是西晋李兴的《诸葛武侯故宅铭》和东晋凿齿的《诸葛武侯宅铭》,都是他们去隆中参观诸葛亮故居所写。南北朝沈炯的《归魂赋》则有“望隆中之大宅,映岘首之沈碑”。其它年代含有“隆中”的诗词文章太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可见今日头条文章《《历史中的诸葛亮躬耕地——隆中古诗词精选》)。

以上可知和隆中一起赞颂诸葛武侯真的是历史悠久!历代文人赞颂诸葛武侯的文章完全可以做为隆中是躬耕地的证据了。

第十三、所谓“证据之二十五:诸葛亮的躬耕地在南阳卧龙岗”——这是以元明清的记载否认此前1000多年来史书的共识 。

在卧龙岗的心目中元明清的史料远比元代以前的史料重要,因为卧龙岗在元代以前毫无史料记载!反倒是躬耕于南阳邓县隆中则一直是史学界的共识。

南北朝刘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呤。《汉晋春秋》云:“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北宋王钦若《册府元龟》记载:“蜀诸葛亮居隆中躬耕,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北宋释契嵩《镡津集》记载:“孔明始躬耕于隆中时,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有许者。”南宋郑樵《通志》记载“元卒,亮逐家于南阳之邓县,相距襄阳城西二十余里,号曰隆中,躬耕垄亩,好为梁父吟。”南宋黄震撰《古今纪要》记载:“诸葛武侯躬耕隆中,自比管乐。”南宋陈亮《龙川集》记载:“孔明之游学也,颍川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等往往务精熟孔明独观其大略,及耕隆中而庞德公在焉。”南宋孙应时《烛湖集》记载:“隆中躬耕归,抱膝咏梁父。谁称此卧龙,名字震东土。”元陈基《夷白斋稿》记载:“昔诸葛孔明躬耕隆中,自许不顾仲乐毅。”元郝经《续后汉书》记载:“元卒,亮居隆中躬耕陇亩,好为梁甫吟。”明冯琦 《宋史纪事本末》记载:“诸葛孔明耕隆中,徐庶何所见而必欲屈先主枉驾顾之。”明廖道南《楚纪》记载:“玄卒,亮侨寓襄阳之隆中,躬畊陇亩,好为梁父吟。”《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三国志侯传注引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此汉隆中确属邓县,不属宛。汉时襄阳为南郡属县,县境西止十一里,故水经注谓襄无西。”“汉荆州刺史治襄阳,所领有南阳郡。亮家于襄阳城西二十里属南阳郡邓县,故亮自称躬耕南阳。”《清光绪南阳县志》记 载“然汉荆州 八郡南阳居首襄 阳( 隆中)四(实)为邓县实隶南阳,故侯自表谓 ‘躬耕南阳’。汉晋春秋亦谓亮家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以此推之,南阳祀侯固宜历代,迄今筑居以像之,与 隆中并称......”清雷士俊《艾陵诗文钞》记载“诸葛亮躬畊隆中,三顾然后出......诸葛孔明耕隆中吟梁父。”清鲁之裕《式馨堂诗文集》记载“流寓之迹有三,有避地而来者如武侯之耕隆中,王粲之依刘表是也记载。”

可见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邓县隆中,这是1700年来包括南阳历代地方志在内的史学文献的共同记载。

第十四、所谓“证据之二十六:刘备三顾草庐只能在南阳卧龙岗”——这完全是胡扯!事实恰恰相反,刘备三顾草庐之地绝对不会在南阳宛城卧龙岗。

根据《三国志》记载,建安二年曹操把张绣从宛城赶到穰城之后,宛城就在曹操掌控之下。诸葛亮在《隆中对》明确分析当时荆州的形势是“荆州北据汉沔”。当时荆州控制的北方地盘只能达到汉江两岸的部分地区,远离汉江的宛城显然不在荆州的控制之下。《隆中对》还提到“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即未来还要向宛城进军。如果宛城在荆州控制之下,还需要计划未来向宛城进军吗?可见宛城绝不在荆州控制之下,只能在曹操手里。刘备不可能跑到曹操地盘上三顾。

南北朝地理名著《水经注》在描述宛城淯水周边的名胜时,提到百里奚故居、梅溪河、范蠡故里、何进宅、孔嵩宅等古迹,却唯独只字未提在此之间有什么所谓躬耕地卧龙岗!反而明确指出几百里之外、汉江南岸的隆中诸葛亮宅是刘备三顾处。可见宛城卧龙岗在当时根本不存在任何古迹!刘备怎么可能跑到根本不存在的宛城卧龙岗三顾呢?

所以,诸葛亮家在南阳邓县隆中、躬耕在南阳邓县隆中、刘备三顾于南阳邓县隆中在早期历史中是毫无争议的。

事实上,做为躬耕地的“卧龙岗”这一名词,元代才首次出现于史书中,即使如此,在元代之后的好多年里,都没有任何记载说卧龙岗是刘备三顾地。直到清代“刘备在卧龙岗三顾茅庐”的说法才首次出现。

第十五、所谓“证据之二十七:东汉时今隆中不属南阳管辖”。——大量史料表明东汉时今隆中属于南阳管辖,包括南阳历代地方志。

卧龙岗在这里往往拿绝对化的“汉江为南阳郡和南郡分界”来说事。实际上汉江划界只是大致的分界,而不是绝对的分界;只代表总体,并不表示局部完全不可以跨过汉江。

南北朝《水经注》记载:“(沔水)又东过山都县东北。沔南有固城,城侧沔川,即新野山都县治也。旧南阳之赤乡矣,秦以为县。”南阳的山都县从秦代开始就在汉江南岸,这就让卧龙岗所谓汉江绝对划界说彻底破产。

同时卧龙岗方面又玩起无限扩大汉江划界范围的把戏,把汉江南岸都当成南郡,汉江北岸都当成南阳郡。事实上,南阳郡与南郡汉江南北划界的起点是万山。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1《山南道》):“万山,一名汉皋山,在(襄阳)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古谚曰:‘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近......诸葛亮宅在县西北二十里。”中国最早的全国地理总志明确记载:万山为南郡襄阳县的西部边界,也即汉江南北分界的西部起点。

《水经注》也记载:“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沔水)又东过襄阳县北,沔水又东迳万山北 ”沔水先经过隆中后,再才经过襄阳县北。这也说明隆中不属于襄阳县。

东汉南阳人张衡《南都赋》有“ 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把汉江南岸汉皋山(即万山)的传说收入写南阳的《南都赋》,也说明南阳郡当时的管辖范围跨过了汉江。

《明嘉靖南阳府志》收录的《嘉靖乙酉抚民右参政许复礼奏请敕赐庙额祭文爰定祭品知府杨应奎增修大备事载碑记》记载:“盖秦以襄阳隆中为南阳郡也。”

《明嘉靖邓州志》记载:“十二年,备三顾诸葛孔明于隆中。本传徐庶见备于新野,备器之。庶荐诸葛孔明家于南阳之邓县号曰隆中。”

明《李东阳重修诸葛武侯祠记》说:“汉史称侯躬耕南阳,又曰寓居襄阳隆中,盖秦南阳郡即今邓州而襄阳(隆中)实在其界故也。”

《清光绪南阳县志》记载:“然汉荆州 八郡南阳居首,襄阳(隆中)四(实)为邓县实隶南阳,故侯自表谓‘躬耕南阳’。”

可见从古至今众多史料,包括许多南阳地方志都证明东汉时隆中属于南阳管辖。卧龙岗的所谓证据是无稽之谈!

第十六、所谓“证据之二十八:邓县不是邓城,两地不能混同”——事实是历代史料都明确记载邓城就属于东汉的邓县。

《水经注》记 载:“(淯水)又西南过邓县东。县故邓侯吾离之国也,楚文王灭之,秦以为县。淯水右合浊水,俗谓之弱沟 。水上承白水于朝阳县,东南流迳邓县故城南。习凿齿《襄阳记》曰:楚王至邓之浊水,去襄阳二十里。即此水也。”从《水经注》记载可知,邓县故城南边的浊水距襄阳县仅20里,可见邓县绝不是卧龙岗所说一百二十里外的邓州。

《旧唐书》记载:“邓城,汉邓县,属南阳郡,古樊城也,宋故安养县。天宝元年改为临汉县。”《元和郡县志》记载:“临汉县,本汉邓县地,即古樊城。仲山甫之国也,西魏于此立安养县属邓城郡,周天和五年改属襄州,天宝元年改为临汉县。”唐宋史料进一步明确邓城就属汉邓县,即古樊城。

《路史》记载:“今襄之邓城,二汉邓县。”

《舆地广记》记载:“邓城县故邓国,二汉为邓县,属南阳郡。”

《通鉴地理通释》记载:“襄阳府邓城县,汉为邓县。唐为临汉县,有故邓城,在县东北二十二里即邓国。”

《春秋左传类解》记载:“今襄阳邓城即汉邓县也。”

《资治通鉴补》记 载:“邓城县,汉之邓县古樊城也......唐襄州之邓城县,汉南阳之邓县也,治古樊城。”

《通鉴辑览》记载:“邓城县也,本汉邓县,唐曰邓城。”

《读史兵略》记载:“邓城县,汉之邓县古樊城也。”

以上众多史料的表述都出奇一致,邓城县就属于汉代的邓县,而且就在汉代邓县的樊城一带。可见卧龙岗所谓“邓县不是邓城,两地不能混同”的说法完全与历史记载相矛盾 。

第十七、所谓“证据之二十九:《隆中对》篇名不妥,应为《草庐对》”——这又是毫无根据的信口胡说。

首先,西晋陈寿编《诸葛亮集》时根本没有将“隆中对”内容单独成篇,也未对其单独命名。“隆中对”的全文是收在了《三国志.诸葛亮传》中。陈寿的《诸葛亮集》今天虽然失传,但是其目录却记载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其中并无“隆中对”或“草庐对”的篇名。可见卧龙岗说“草庐对”是陈寿的命名,完全是胡扯。

其次,“隆中对”也好,“草庐对”也罢都是后人的命名。但以“隆中”为名远早于“草庐”,应用范围、影响力远大于“草庐对”。明末顾复在《平生壮观》中、清康熙 吴升在《大观录》中、卞永誉在《式古堂书画汇考》中、 高士奇在《 江村销夏录》中分别提到元代饶介的仿四家书卷中有“第三段草书诸葛武侯隆中对”。可见“隆中对”一词最早可能出现于元代。此后南宋孙应时在他的诗《读士元传》中有“向来隆中语,荆益实素期”;明杨时伟在诸葛忠武书》卷四“连吴”中说“时伟按侯‘隆中语’云: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此可为援而不可图”;明张煌言在《书怀》中有“圯上书传失绛灌,隆中策定起高光”;明蒋灿在《题杜少陵像》中有“抗志隆中对,饥驱蜀道难”等等。到了清代,以“隆中” 命名该对策则使用得更广泛,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而迟至清康熙年间,南阳知府朱璘在他的《诸葛丞相集》中,才首次以“草庐策对”命名该对策。此后还有张伯行的《正谊堂全文•诸葛武侯文集》以及清嘉庆年间进士张澍的《诸葛忠武侯文集》,也使用了“草庐策对”或“草庐对”为篇名。但使用频率和范围远小于“隆中对”。可见真实的情况是“隆中对”才是那篇著名对策最为世人所接受的命名。

第十八、所谓“证据之三十:躬耕地、寓居地、纪念地各有不同内涵,不能等同”——卧龙岗在这里自扇耳光。

一方面口口声声说躬耕地、纪念地各有不同内涵,一方面又拿所谓朝庭敕封纪念地武侯祠、文人游览纪念地武侯祠的诗词文章做证据证明卧龙岗是躬耕地,这自相矛盾的耳光打得真响。事实上混淆躬耕地、寓居地、纪念地的恰恰是卧龙岗。

而隆中是诸葛亮家、是诸葛亮躬耕地、是刘备三顾地,完全是1700年来各种史料的共同记载。

最早关于隆中是诸葛亮家的记载:东晋《蜀记》记载西晋:“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

最早关于隆中是躬耕地的记载:南北朝刘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呤。《汉晋春秋》云:“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最早关于隆中是三顾地的记载:南北朝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沔水又东径隆中,经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

反观所谓的卧龙岗,元代才有卧龙岗是躬耕地的传说,明代才有卧龙岗草庐的记载,清代才有卧龙岗是刘备三顾地的说法。对比可见,隆中的史料远比卧龙岗久远、丰富。卧龙岗即便靠着混淆古今南阳的区别、混淆躬耕地与纪念地的内涵也只能编造出一些漏洞百出的谎言。

综上可知,卧龙岗所谓证明自已是躬耕地的三十个证据完全是偷梁换柱、东拼西凑、谎话连篇、荒谬绝伦的笑话。

偷天换日的日代表什么生肖2

日前,刚刚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结束的“归来——意大利返还中国流失文物展”引发了大家对中国流失文物的关注。稍早前的2019年3月23日,中国和意大利两国政府签署、交换796件(套)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返还证书。此次文物返还,是中国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中历时最长的案例,也是近20年来最大规模的中国流失文物回归。

近年来,我国多管齐下,促成了包括圆明园兽首、大堡子山金饰片、“虎鎣”以及美、意两国政府四次返还文物在内的30余批次约5000件(套)流失文物的回归。然而,5000件(套)之数,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1000万多件中国流失海外文物的总量相比,多少显得杯水车薪。

曾经流失海外的文物,象征了屈辱的往事;而“一带一路”上传来新的好消息,则见证了大国外交的胜利。唯有国家强盛,并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中,让国际环境不断改善,流失文物回家的可能性,才会越来越大。

因何离家

是什么让文物流失

▲“归来——意大利返还中国流失文物展”上展出的中国文物。(图据《新民周刊》)

令人扼腕的买卖

超过1000万件,这是中国文物学会统计出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流失海外文物的数量。这些流失文物遍及欧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有100余万件。这上千万件文物,许多是“君问归期未有期”,归来何日不知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则显示,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民间收藏的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

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中国早期佛教艺术展厅,有一幅令人震撼的壁画——山西省广胜下寺壁画《药师经变》。足有4人多高、15米长的彩绘壁画,到底是怎么从中国山西搬到纽约,又贴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墙上的?

广胜下寺所在地,原为赵城县,1954年与洪洞县合并。一块1929年山西赵城县县长张梦曾与僧人、乡绅共立的《重修广胜下寺佛庙记》碑上,能找到壁画流失的答案。“山下佛庙建筑,日久倾塌不堪,远近游者不免触目伤心。邑人频欲修葺,辄因巨资莫筹而止。去岁有远客至,言佛殿壁绘,博古者雅好之,价可值千余金。僧人贞达即邀请士绅估价出售,众议以为修庙无资,多年之憾,舍此不图,势必墙倾像毁,同归于尽。因与顾客再三商榷,售得银洋1600元,不足以募金补助之。”

原来,寺庙破败多年,无论当时的民国政府,还是县城的邑绅、僧人,谁都无力或者无暇修缮。张梦曾和邑绅卫竹友、许俊、贾绍康等人,会同住持和尚贞达,以1600元大洋的价格,将寺庙壁画卖给了“远客”,筹得款项,用于修庙。

所谓远客,实则是古董贩子卢芹斋一手策划。他不仅购得后殿西壁的《药师经变》,还取走后殿东壁的《炽盛光佛佛会图》。买卖谈成后,卢请人将壁画切割后编号装箱运到了美国。

国家贫弱,文物也难安

两幅壁画,被卢芹斋分别卖给了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纳尔逊·艾金斯艺术博物馆,及收藏家塞克勒。1933年,艾金斯艺术博物馆开馆前,《炽盛光佛佛会图》被重新编号拼装,陈列至今。而《药师经变》,则于1960年捐给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塞克勒”命名的中国早期佛教艺术展厅。

赵城县县长张梦曾等剥离壁画出售,亦属无奈。尽管这两幅壁画是元代以朱好古为首的襄陵画派画师的代表作,在中国美术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宗教艺术品,可寺庙倾颓、画将焉存?1600元大洋,至少让寺庙得以保存。1934年,梁思成、林徽因前来考察,只能在这两处被剥离壁画的墙前叹息一番了。国家贫弱,文物也难安。

被带到美国的壁画,确实按照编号拼装起来,成了类似“七巧板”的拼图,不知此种修复,算不算黑色幽默。更可叹的是,分散在各处的壁画,修复工作不可能保持完全一致。从相关图册中可以看出,纳尔逊·艾金斯艺术博物馆所藏《炽盛光佛佛会图》的黑色轮廓被加深过,且涂了一层发光物,可能是树脂。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药师经变》壁画线条的锐利程度更高。这样的修复,受损的不仅是文物自身的艺术价值,很多文化信息也许就此湮灭。

从清末到民国年间,中国几经战乱。卢芹斋凭借本人的文物鉴定功底和精通英法两种外语,成为超级文物贩子。有统计表明,他卖到欧美的中国文物超过50万件。

而在当年,卢芹斋“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军阀混战的年月,不仅有袁世凯这样做皇帝梦的人破坏文物,还有孙殿英一类的小军阀,去清东陵盗墓,窃珍宝充军饷……

被抢夺的国宝

中国文物大规模流失海外,实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第一个高潮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圆明园文物流落欧美民间的很多。而真正有价值的圆明园文物,则深藏在英法的博物馆中——英国维尔特郡放山居、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法国枫丹白露宫三处是主要窝藏地点。特别是枫丹白露宫的中国馆,其建造的原因就在于存放圆明园珍宝。

在英法等欧洲列强开拓殖民地的过程中,不断地在占领地掠夺,美其名曰“战利品”,已成习惯。下令火烧圆明园的英国人小额尔金此后去了印度,并死于一场火灾。而他从中国带回的玉器、珐琅器、瓷器、丝绸和钟表等,自1861年起就开始在伦敦拍卖。在巴黎,1861年12月12日举行了圆明园文物首场拍卖会。

对文物的各种伤害

然而,大英博物馆当时并没有太多保护中国画的专业知识。1912年,大英博物馆雇佣日本画家杉崎秀明和漆原木虫进行文物复制和修缮工作。1914年到1915年间,这幅唐摹本《女史箴图》被分割成两长段和一小段保存,第一段包含9幅场景的原作,第二段包括了其他所有的后来添加部分,第三段是清宫画家邹一桂接续的画作。并且,因为缺乏中国画装裱知识,唐摹本《女史箴图》在重裱时由馆方以日式装裱取代——明清时期文人留下的题跋都被破坏性地裁剪了下来。

“二战”期间,英国政府为感谢中国军队在缅甸解除日军之围,倒曾有意把《女史箴图》归还中国作为谢礼,但当时的中国政府选择了亟需的潜艇当礼物。于是,此唐摹本《女史箴图》终年放置在大英博物馆斯坦因密室。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艺术研究室主任谢成水2002年曾前往密室看过这幅摹本,当时在登记册上,只有20世纪20年代两个日本人来现场临摹过的记录。

比之《女史箴图》,大英博物馆还在其中国厅展出敦煌壁画。数十平方米的壁画,边缘的割痕犹清晰可见,无疑是采取了类似老额尔金在雅典卫城类似的手法。原来,1856年至1932年间,多个所谓的“西方探险家”以科学考察的名义,深入我国西北地区达60多次,次次都掠走大量文献文物。其中,尤以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劫掠的文物最多。如今,敦煌藏经洞的4万多件经书书稿中,大英博物馆就藏了1.3万件,中国现存仅剩三分之一,难怪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教授嗟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如何回家

文物回家的三种途径

文物被赋予宏大涵义的那一刻,是历史在施展魔法,为人力介入从而孕育的结晶,渲染远超其物理价值的神秘光晕——这需要数百、数千、数万年;但那些巧取豪夺、偷天换日的手段,却可能只发生在短短的一瞬间。而一旦国家宝藏落于他人之手,便无异于漂泊在外的游子,其漫漫归乡路,往往历经坎坷,乃至举步维艰。

而就目前来看,面对非正常手段流失的文物,回流主要包括三种形式,即回购、捐赠与追索。

▲2019年1月29日,“虎鎣:新时代·新命运”展览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虎鎣”为西周晚期文物,1860年被英国侵略者劫掠出境。2018年11月23日,经中国有关部门多方面工作推动流失文物返还,“虎鎣”最终被安全运回北京。(中新社记者贾天勇/摄)

回购:常见文物回流手段,天价、辨伪是考验

关于回购的第一个故事,得从“三希帖”说起。

清乾隆皇帝得到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珣书写的《伯远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是为“三希帖”。

辛亥革命后,“三希帖”中除了《快雪时晴帖》仍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之外,《伯远帖》和《中秋帖》流出了宫外,被袁世凯手下的郭世五所收藏。郭世五死后其子郭昭俊因经济困窘,将“二希”带到香港,抵押给某英国银行,靠贷款度日。眼看着其贷款即将到期,如果无钱赎回,则此稀世之宝将按惯例被银行拍卖。

1951年9月,时任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得知流失的国宝“二希”在香港可能被外国买去的消息,紧急向中央报告。11月5日,周恩来亲自给马叙伦(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人写信,指示“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中秋帖》与《伯远帖》的成功回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回购珍贵文物的一件大事,被传为美谈。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物回购多了一重路径——拍卖市场竞拍。1995年秋的某一天,北京一个容纳800人的拍卖大厅座无虚席,拍品是北宋画家张先的《十咏图》。此时,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代表故宫,就坐在竞拍席上,其任务就是让《十咏图》回老家。最后,拍卖会场出现感人一幕,参加竞拍的代表有人喊起来:别争了,把画留给故宫吧!就这样,故宫斥资1800万,如愿以偿。

事实上,凡珍贵文物“出山”,故宫始终活跃前台。除大手笔收下《十咏图》,还分别以400多万元购石涛《高呼与可图卷》,600多万元购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2200万元购隋人书《出师颂》,2999万元购米芾《研山铭》……

捐赠:参与捐赠者不少,思想境界更要高

张伯驹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父亲是满清的最后一位直隶总督、办过煤矿和私人盐业的银行大亨张镇芳,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称为“民国四大公子”。

张伯驹的爷爷曾经说他是败家子,但是今天看来,正是张伯驹当初的“败家”,才不至于让我们国家相当—部分珍贵的国宝流失海外。他的收藏当中有西晋陆机《平复帖》卷,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元赵孟頫《千字文》等,今天都已被珍藏在故宫博物院,而且都是无偿捐献给国家,大部分藏品都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曾任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处长、人称“大内总管”的梁金生以前几乎每周都会收到要求捐赠或出售文物的信件、电话。圆明园十二大生肖兽首的经历,亦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后,兽首流失海外。2003年初,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在美国寻访到猪首的下落,经努力争取,美国藏家同意将猪首转让给该基金。2003年9月,“澳门赌王”何鸿燊向该基金捐款600余万元,转赠猪首铜像于保利集团,现存放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予公众观赏。

2007年9月初,苏富比拍卖公司发布消息称,将拍卖马首铜像,一时各界哗然。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率先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公开拍卖”,并提出应以公益方式实现马首回归。9月20日拍卖会举行之前,何鸿燊以6910万元港币镇四方,并宣布将马首铜像捐赠国家。

迄今为止,除蛇首、鸡首、狗首、羊首下落不明外,8个圆明园生肖兽首皆重返故乡。而圆明园的旧物,不止于此。2007年6月8日晚,圆明园遗址公园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把包括汉白玉石鱼在内的10余件流散文物一起迎回了家。这对石鱼于20世纪20年代末流落民间,2006年,文物工作者在北京西单横二条34号院里偶然发现了它们。经协商,石鱼被无偿送回。同时回归的其余8件石雕构件,6件是西式风格的护栏、2件为中式雕栏,是由机构和市民捐献的。

追索:耗时耗力,成功率相对较低

1988年,湖北省秭归县屈原纪念馆二层中的9件顶级文物失窃,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在战国一号墓中出土的青铜敦。

公安人员进行了几个月的排查,依旧没有头绪。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当年11月中旬,一位美籍华人文物专家向国家文物局透露:在纽约索斯比拍卖行的秋拍名录里,战国青铜敦疑似出现。文物专家经过相关信息比对,确定即将拍卖的文物就是我国失窃的那件。11月28日,新华社各驻外分社和国内各大新闻机构播发了这样一条新闻:“索斯比计划明天拍卖的一件铜敦,是失窃的中国文物,望暂停拍卖……”迫于舆论压力,铜敦拍卖叫停。此后,我国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国际刑警组织中心局及美国驻华使馆进行了频繁联系和交涉,提供了包括盗窃案告破后犯罪嫌疑人供词等在内的一整套完备材料,方于1989年端午节前夕,让战国青铜敦重新回到了秭归屈原纪念馆——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通过外交途经追讨回流失国外的文物。

1998年,我国又从英国成功追索3000多件走私出境的文物;2001年,从美国成功追索被盗掘的五代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石刻;2008年,从丹麦成功追索156件出土文物;2009年起,自中美两国签署文物事项相关谅解备忘录以来,美方3次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而截至2019年,我国已与多国签署了此类实施进口限制的谅解备忘录或返还非法入境文物的双边协定,亦从荷兰、澳大利亚等国追回了数批珍品……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文物追索的力度,成绩有目共睹。但实事求是说,追索既是法律与情理的博弈,也是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战役。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履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追索牵涉到对国际法的理解和认同、遵守与执行,更重要的是牵涉到对于这些文物流失过程和关键证据的把握,牵涉到千丝万缕的历史遗留问题。(来源|读者报 作者|杨雪梅 孔冰欣 姜浩峰 何映宇 吴树 易章 张玉 颜培大 赵榆 王星 易用)

走过万水千山

我依然眷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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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天换日的日代表什么生肖3

哈喽,小橘子们!

还记得《斗鱼》的中于皓的扮演者郭品超吗?

1977年出生于台湾的郭品超在19岁的时候就开始了模特的工作,

身材超好的郭品超被称为“九头身花美男”。

(果然有的人就是老天追着喂饭吃【哭】)

2000年,郭品超在电视剧《麻辣鲜师》中客串了一个角色,

这也是他首次接触影视行业。

两年后,外表俊美的郭品超出演了潘玮柏主演的电视剧《麻辣高校生》,

在其中饰演尹俊熙一角。

凭借着自己超亮眼的颜值,郭品超成功地吸引了不少美少女们的注意【狗头】

2004年,郭品超与安以轩合作主演了以“黑道人物”为主题的偶像剧《斗鱼》,

在其中饰演男主角于皓。

咱们就是说这部现在看起来颇有一种村口小混混打群架感jio的剧在当年真的是风靡一时,

而且这部剧在当时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毕竟那时候不少人的理想就是混入黑帮嘛【狗头】

《斗鱼》却告诉大家,

做人还是要清清白白,远离黑道。否则就会像主角团们一样:一死一残……

《斗鱼》播出的半年后,郭品超又与安以轩合作了《斗鱼2》,

虽然前一部的结局里男主最后死了,

但也不妨碍剧组想要拍续集的心。

(插叙玩得好,续集少不了【狗头】)

同年,郭品超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我不像我》。

(果然那个时候的艺人都是崇尚全能发展的。)

一年后,他与关颖合作了台湾偶像剧《偷天换日》,

2006,他又一次与安以轩合作,主演了电视剧《白袍之恋》,

这也是他与安以轩的第三次合作。

当年磕过他俩CP的请举手!

橘不由得感叹一句,在当年,哪对CP火,哪对就会二搭三搭无限合作,

但是现在,哪对CP火,就要光速避险,千躲万躲,恨不得两个人此生不见才好【狗头】

好怀念当年的娱乐圈【哭】

再后来,郭品超将事业重心转到了大陆,

和林志颖合作的《单身公主相亲记》当年是橘的最爱。

哪怕男主是林志颖,但是谁能拒绝郭品超饰演的高富帅男二呢!

只可惜,在这之后虽然郭品超依旧作品不断,

但是人气与流量却走上了下坡路。

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先后出演了《十二生肖传奇》《花木兰传奇》《我想结婚的时候你在哪》《爱很美》《谈判官》等众多剧作。

但也都水花不大,

橘上一次对他在影视剧中的印象还是《三生三世枕上书》的二皇子苏陌叶。

除此之外,橘对他的印象就停留在了2021年他公布恋情的时候,

1977年出生的郭品超那时已经44岁了,

但他的女友马泽涵才仅仅只有25岁,

两个人之间相差19的年龄差也是有点让人震惊了……

U1s1,这个妹妹真的好漂亮,郭品超真的好福气了。

不过转换一下思维,

假如多年后,屏幕前的你有幸和自己的本命哥哥在一起,

别说差19岁,就是差91岁……91岁确实有点困难,

不过意思到位就对了【狗头】

如今的郭品超依旧活跃在演艺圈,

出演着他最擅长的“霸道总裁”。

平时也会在微博分享一些日常,

父亲节表达一下与父亲许久未见的思念,

高考前也会给自己的粉丝考生加油送祝福,

橘刷这哥的微博隔两条就是一个他赞过的美女,

乍一看橘还以为有啥大瓜,仔细一看,

哦,原来是自己女朋友啊,打扰了【狗头】

(他女朋友的每一条微博他都会点赞,但也只是点赞,橘都不知道这究竟算是高调还是暗戳戳了)

别说,还挺甜,

咱们就是尊重+祝福吧!

最后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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